会计理论研究历史使命感会计理论研究历史使命感对于本文意思的表达，作者曾犹豫了好长时间。从1993年《会计研究》发表了我致杨纪琬教授公开信后，对中国会计研究一些大是大非问题的思考，一直萦绕我脑海而挥之不去。1997、2004、2008、2009年，我先后又在《会计研究》上发表了对中国会计研究一些基本面问题的看法。现在因为《会计研究》编辑部在首届“两岸四地会计期刊联席会”上，极有诚意地征询学界对如何更好地开展中国会计研究的意见，故借此机会，我把数次欲言又止的话之要义尽可能准确地表述出来。我深知，理论研究中讲真话、实话往往会伤及同行，极容易使自己身陷万般孤立之绝境。但是，科学研究历来需要自我牺牲的精神，作为一名有良知的会计学者，必须面对这样的历史担当。我权且把说出以下肺腑之言，作为个人与中国会计研究同行的一次良心对白，可谓“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我得首先申明，当我向同行倾诉以下看法时，我视会计研究为自己生命之一部分，而非通常人们认为的只是谋生而已。一、中国会计研究的“大是大非”在西方学界，“李约瑟之谜”至今未解，其谜根是现代科学为什么未产生在中国?或曰为何没有在中国扎根?这似乎同德国伟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留给人类的谜团如出一辙：资本主义为什么首先产生于西方而未能发生在东方?其实，对李约瑟之谜，中国学者早已有觉察并试图予以破解。例1921年，年方26的冯友兰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发表了“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的演讲，他不仅试图回答而且拓展了“李约瑟之谜”。他认为，因为中国无科学，故落后于世界，此状况不仅影响物质，更严重影响中国的精神;其结论绝对离奇：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它自己的价值标准它毫不需要。哲学家思维往往匪夷所思，冯先生这番高论，岂不是说“科教兴国”战略背离了传统价值观!看来，“李约瑟之谜”的破解绝非易事。1991年，美国学者德克•伯德(DerkBodde)出版了一本试图真正破解“李约瑟之谜”的大书《中国人的思维、社会与科学》，得出了个令我不敢正视的结论：中文是导致西方科学难以扎根中国的重要原因。我知道，在西方学界，有种很有影响力的说法，就是人类一开始创造的文字(苏美尔文化)是象形文字，但后来由于象形文字难写，最终进化为“标音符号”并以音节发声为基础的语音书写系统，其组合就产生了现在流行的各种语言(文字)包括英语。但在东方尤其是中国，这种象形文字沿习至今，方块字不只是一个语音发声符号系统，还往往带有很深很强极为丰富的意境。我之前一直为此而自豪，但着实想不到，我们文字正是科学难以落户于中国的天然屏障。看来，我现在用中文写作，很难写出具有科学元素更妄论具有国际水准的论文。幸好仔细一看，“李约瑟之谜”只是指自然科学，而我们所研习的会计大体上应归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最大特点就在于与特定的空间、时间、文化习俗及相应的语言文字紧密相关，由此，美国的社会科学用英语表述可以“入木三分”，而中国的社会科学只有用中文表述才够“惟妙惟肖”。不同的文化语境，必须用不同的文字予以表达。这一点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看来真不能算一回事，国际化对自然科学可能较为简单，但对社会科学而言将异常复杂。不知何时开始，我们把科学研究泛称之“学术”。但是，追溯人类科学最正宗源头———古希腊，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一群人类共同的先贤前辈，往往采用一问一答方式表述思想的。按柏拉图(约前427—前347)的理念，思想是无法用任何文字描述清楚的，只有反复地用语言去讲(沟通交流实现心灵碰撞)并身体力行才能形成一个清晰的共识。如此看来，科学最原始的含义如果以学为主要途径，那么这一途径的主要形式特征是“问”而非“术”。这一点，在中国古代也得到印证。较柏拉图早很多时候出现在中国的思想巨人———孔子(前551—前479)，他也是用问答方式表述自己思想理念。一部《论语》，讲到底就是孔夫子一生所作的具体代表性的各种答疑。由此而言，在东西方文化的源头，对科学研究本质的看法完全一致即“学问”!在古希腊，可能是毕达哥拉斯(前580—前507)学派的兴起，由于其奉行数学是对世界万物有形无形之最妙言说，他甚至极端认为：“万物皆由数字组成”，从而使整个世界包括我们今天已大致区分的自然、技术、人文、社会诸领域，均可通过数学语言得以充分表达。而数学，主要特征就是定量反映(表述)各种现象及其关系，由此使各种所谓科学都不约而同烙上了“计量技术”这一共同特征，“学术”一词不胫而走而且几乎成了“科学”的代名词，正是由此而变为现实的。其实，按科学产生源头的权威说法，“学术”并不能涵盖科学全部。柏拉图对科学世界曾作出大致规划，整个科学面临的世界分为三大部分：不朽灵魂构成神圣的精神世界(心智世界)、人类躯体欲望构成世俗的物质世界(物理世界)、试图实现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