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第一单元1精品阅读怀念我的父亲曹禺万方一百年前，一个婴儿诞生。一百年称得上漫长岁月，然而人们没有忘记他，一百年过后还在纪念他，这是为什么？他做了什么？回答很简单：他写了几部戏。正是他创作的这几部戏剧，使他今天还和我们大家在一起，进行着思想和情感上的交流。他给了戏生命，戏剧也给予他生命。我父亲的一生都和戏剧紧紧连在一起。小时候他就是个小戏迷，才3岁，我的奶奶就带他到戏院看戏，小小年纪，就被舞台的奇妙所吸引。长大一些，他和小伙伴在自家的院子里演戏，可以算作他最初的戏剧实践。上了南开中学后，他参加了南开新剧团，演戏、导戏，翻译西方戏剧，从那以后，戏剧就成了他一生的迷恋与追求。《雷雨》是他最著名的剧作，上演至今已经70多年了。我记得他和我讲过，那时候他还在南开中学念书，有一个同学叫杨善全，他和杨善全说，我有一个故事想写出来。杨善全就说，那你讲讲吧。他讲了，头绪很多，讲得很乱，杨善全没听出所以然来，只说，很复杂呀，你写吧。后来有人采访我爸爸，我听他对采访的人说：“你们要我讲蘩漪是从哪儿来的，有什么原型？有，肯定是有，好多好多。但要我说出张家老太太，李家少奶奶，王家小姐，有什么用？讲了也是白讲，你们也不认识。《雷雨》这个名字，如果硬要我讲，雷，是轰轰隆隆的巨大声音，惊醒他们；雨，是天上而来的洪水，把大地洗刷干净。”我曾经陪我爸爸去过他的母校，清华大学，他是在清华大学的图书馆里写的《雷雨》。他指给我看他过去坐过的位子，说：“不知废了多少稿纸呀，都塞在床铺下边。我写了不少的人物小传，写累了，就跑到外面，躺在草地上看天空，看悠悠的白云，湛蓝的天。”他还说，“当年图书馆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待我太好了，提供我许多书籍，还允许我闭馆之后还待在这里写作。那些日子真叫人难忘啊！”他说当时他就是想写出来，从来没有想到过发表，也没有想过演出。他还给我讲过写《家》的剧本的时候，是在四川长江边的一条小火轮上，天热极了，他是个特别爱出汗的人，汗流不止，从早上到天黑，他一句句一幕幕地写下去，笔追赶着他的思路，江水拍打着船底砰砰响，就像人的心跳，没有电灯，夜晚就在油灯下写……在我小的时候我也看到过那样的情景，那是在铁狮子胡同的中央戏剧学院宿舍。爸爸的书房是一排小北房里的一间，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海棠树，我和同学经常在海棠树下跳皮筋，一扭头就能看见我爸爸趴在窗前的书桌上写作。炎热的夏天，我爸爸写作时就光着膀子，那时候从没听说过空调，也没有风扇，书桌上放着一个大脸盆，里面装着一大块冰。他汗流浃背，稿纸黏在胳膊上，字迹都被汗水弄得模糊了，毫不知觉。有时候他会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经常剧烈地挠头，就像脑袋里憋着千头万绪，只有拼命地痛快淋漓地挠头才能把它们梳理清楚。经常，他反复琢磨，念念叨叨，一遍遍读出人物的台词。我听他朗诵过《胆剑篇》和《王昭君》。他的朗读与众不同，甚至可以说不同凡响，打动我，使我不忘，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声音的存在，他用感觉读，读得那么有味。再看《北京人》的剧本，有评论家说《北京人》是曹禺创作历程中的高峰，是他写得最好的戏。作为一个编剧，我感到惊异的是，要具有怎样的感悟力，体味多少不愉快，刻骨的厌恶，埋得极深的苦痛，才能写出老太爷曾浩那样的人物，而我爸爸那时还是个青年。记得我曾经问过他写东西时的感受，他回答说：“生活中往往有许多印象，许多憧憬，总是等写到节骨眼儿就冒出来了。要我说明白是不可能的，写的时候也不可能。”我一直觉得《北京人》里每个男人身上都有他的影子，他比他们加在一起还要丰富生动。“文革”时期，我爸爸被打倒，被揪斗。有一段时间，被关在牛棚里白天扫大街，晚上不能回家。他曾回忆说：“我羡慕街道上随意路过的人，一字不识的人，没有一点文化的人，他们真幸福，他们仍然能过着人的生活，没有被辱骂，被抄家，被夺去一切做人应有的自由和权利。”后来放他回家了，他把自己关在屋里，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吃大量的安眠药，完全像一个废人。粉碎“四人帮”后，我爸爸恢复了名誉，担任了很多职务，参加很多社会活动。但他最想做的是写出一个好剧本。在他的内心，他始终是一个剧作家，他的头脑就像被鞭子抽打的陀螺，一刻不停地转，我爸爸这一生从来感受不到“知足常乐”和“随遇而安”的心境。晚年的日子里，他一直为写不出东西而痛苦。这种痛苦不像“文革”时期的恐惧那样咄咄逼人，人人不可幸免。这种痛苦是只属于他自己的。我曾经反复琢磨这份痛苦的含义，我猜想：痛苦大约像是一把钥匙，唯有这把钥匙能打开他的心灵之门。他知道这一点，他感到放心，甚至感到某种慰藉。然而他并不去打开那扇门，他只是经常地抚摸着这把钥匙，感受钥匙在手中的那份沉甸甸冷冰冰的分量。直到他生病住院，身体越来越衰弱，他才一点点放弃了他的痛苦，放弃了由痛苦所替代的那种强烈的写作愿望。他不再说“我要写东西”了。有时他说：“我当初应该当个老师，当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