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绪论1.1研究背景与意义一直以来我国经济始终保持着快速增长的发展势头，但是近年来，为了避免我国经济发展过热现象的出现，经济宏观调控目标中开始逐步放缓经济增速，从经济快速增长逐步向经济稳步前进方向转变，更加注重经济的坚实与稳定发展，自此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而为了配合经济新常态所提出的全新经济目标，我国货币政策也开始控制货币整体供应量，推行相对稳健性的货币政策，始终紧缩银根，以有效遏制我国经济的非理性膨胀和金融市场的投资过度。货币政策是我国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为了平衡我国经济指标，应对重大经济变动，必须依靠适时、有效的货币政策调整来调控金融市场的整体形势。但是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整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不能够第一时间对金融市场和经济社会的变化做出及时调整，因此这就需要相关经济指标作为中介变量来经济信息的有效传递。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的宏观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而金融市场的融资体系也由传统模式中的“间接融资”开始向“直接融资”模式转变，而基于这种背景下，社会融资规模的发展程度与合理增速就充分体现着金融体系对于我国实体经济的重要支持，也是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目标下练级金融市场与经济社会的关键变量。因此，经济新常态时期，社会融资规模能否成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一个可控、可行、合理有效的经济变量，又能否成为检验我国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有效性的市场指标，实现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基本要求，这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1.2国内外研究综述（1）国外研究现状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研究融资规模与宏观调控之间的有效性，这在国外学术界开展的相对较早。DennisW.Jansen和Chun-LiTsai（2010）在研究中指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对于金融市场最为直接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宏观上的利率调整；二是融资规模方面的信贷供给。ThorvaldGrungMoe（2013）在研究中表示货币政策对于资本市场传导机制的中介调控目标主要是根据市场资金量变化的实际情况而相应作出调整的，而这就需要一定的货币政策工具来对市场上的融资规模与融资增速进行统计测定，从而最终合理分析出经济形势变化的作用过程。EmanueleCampiglio（2016）应用实证模型来分析货币政策与资本融资之间的经济影响关系，在研究中他放松了银行信贷和市场债券之间的捆绑性假设关系，建立了完全可替代性的经济模型，利用融资信贷的新曲线关系来替代原有的关系曲线，以此来解释货币政策对于金融市场的宏观影响情况。MuhamedZulkhibri和RadityaSukmana（2017）则具体研究了宏观货币政策对于一般规模化融资的目标调控与相关影响，相关经济变量涉及金融信贷以及长、短期借款，研究发现，货币政策所带来的货币供应量的改变会直接作用与影响到社会融资负债的整体规模，进而实现宏观调控目标。（2）国内研究现状对于货币政策与社会融资规模的相关理论研究，国内学者起步相对较晚，而且文献内容过于集中，研究大多侧重于“货币政策金融市场的机制传导”。盛松成（2012）通过分析2000—2010年的样本数据发现，社会融资规模的变化不仅能够影响和改变货币供应的资金总量和供应渠道，而且还能一定程度上影响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处理不当，还可能引起小幅度的通货膨胀。元惠萍（2013）、陈国平（2014）认为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时能产生有效的影响。许程（2014）在研究货币政策带来的社会融资规模变化的过程中发现，当前我国调整货币供应量的政策措施对于社会资本市场的信贷规模和发展增速都存在一定的时滞性，而这样的时滞性变化对于整个金融市场的宏观控制会带来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因而需要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首先进行阶段性的调整。孙丽莉（2014）认为经济新常态下基于金融资本市场和货币供应量变化的宏观政策传导机制并不像理论意义上运行的那样良好，存在着许多不合理和不确定的问题，因此由联系更为紧密的社会融资规模作为中介目标来进行经济解释会更为直观和合理一些。陈小亮等（2016）认为经济资本市场的供求关系并不会直接受到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影响，整个的传统机制和作用过程是非常复杂的，而社会融资规模在其中起到了怎样的中介作用和目标导向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究。（3）研究总结通过对对国内外学者相关理论的分析总结我们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于货币政策与社会融资规模的经济相关性研究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国外学者更多的关注宏观政策调控下社会融资规模的经济变量调整与改变，而国内学者重点则在于以社会融资规模为中介变量，资本市场与货币政策直接的影响传导机制研究。虽然现阶段国内外学者对于这一领域都进行了较为丰富和全面的研究，但是还是没有更为明确的界定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调控中介目标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尤其是基于新常态这一新的环境下，而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