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蛙》的叙事语言修辞探析【摘要】作家通过这部小说，向我们叙述了一个不可动摇的事实：我们不能改变那段生育史，我们也不能阻断历史的长流，我们更无法阻止特殊时段“政治”与“生命”的对立。所以，我们必须尊重那段客观存在，客观地看待当时的人情冷暖与“血雨腥风”，这是莫言为我们所亲历的、所创造的历史所做的一次真诚的未完的忏悔和追忆。无论人性、人格等等怎样改变，无论有过怎样的罪感和无奈，无论矛盾和冲突是否依旧存在，社会依旧大踏步向前迈进，世界依旧因各种冲突而存在，因各种存在而真实。本文研究了莫言《蛙》的叙事语言修辞。【关键词】莫言；《蛙》；叙事莫言的长篇小说《蛙》采用书信体、元故事、戏剧体相结合的方式，以多个历史时期的生育事件为背景，以姑姑的传奇人生为叙事主线，在洞察历史中探寻生命的奥秘。作为一名生命意识极强的作家，莫言在二十余载的创作历程中，不断地用一种汪洋恣肆的文字来书写黑土地上的生命，《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中的激情慷慨正是他内在生命力的狂欢表露。然而在《蛙》中，莫言超越“书写生命”到达“凝视生命”，由激情叙述转化为理性反思，在谨严深沉的姿态中关照生命意识。这种敢于拷问人的灵魂、直面人的生命本质的姿态延续了传统小说对人性和生命的关照，而宏大的历史题材以及独一无二的文学形象，又使得《蛙》的“生命凝视”既具有当代的特色，也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中丰富了反思生命的维度。“生命凝视”，主要是指对于他者生命的关照以及自我生命的审度。《蛙》的“生命凝视”既在文学的表达中涉及宏大的历史题材，又包含一定的哲学之思。文学、历史、哲学等层面的交融不仅丰富了《蛙》的思想内涵，也增强了它的文学生命力。莫言在《蛙》中通过书信体、元故事、戏剧体相结合的叙事结构深沉地“凝视生命”，这种生命凝视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外部生命的凝视和内部生命的凝视，而这两个层面的“凝视”又可以统摄为一个主体思想，即生命主体性的尊严。由此，本文大致框架拟从这三个方面分析论述《蛙》的思想内涵，探讨莫言在《蛙》中对生命的把握和体悟。一、直面自己我们在观察距离太近的事物时，往往容易出现视力的盲区。计划生育政策，这段苦痛、荒诞、独特的历史仍生存于我们当下的生活中。它的是非曲直、当或不当，或许放置在一个更广阔的时间标度里去衡量和评判，是更为稳妥和保险的。但问题是多广远的界限是合理和可靠的？是佛教的久远劫来？还是太初有道的创世纪？但这种时间标度，不免有着意义虚无的危险。作为短视的人类，我们是时候做个清算了。《蛙》最引人瞩目和争议的就是五封书信和一部话剧的文体选择和使用。莫言在姑姑的形象塑造上着墨最多，他几乎是怀着复杂的心情既在诅咒又是在礼赞姑姑这样一个天才式的恶魔。在姑姑这条叙述主线之外，还有一条辅线，蝌蚪（戏剧家）作为小说中另外一位知识分子忏悔者，他的忏悔令我们看到了人性灵魂深处的黑暗。与姑姑相比，蝌蚪是卑微和胆怯的。蝌蚪善于自我安慰和随遇而安。逝者已去，悲哭之后，活人应该继续庸常地过活。王仁美死去不久，蝌蚪再娶，后将妻女接到北京，像蚂蚁搬碎米一般，战战兢兢、勤勤恳恳地花费几十年光阴努力提高着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总算混成人样，成为一名戏剧家。已过中年的蝌蚪携妻返乡的行为，并没有赎罪的初衷，只是因为在大城市倍感压迫，回到算是自己地盘的家乡，心气更壮一些而已。在某种意义上，蝌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懦弱，自私，实际，虽不乏同情心，但恐惧为道义所累，背负过多负担。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曾下过这样的定义：“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表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而且这个角色也有尖锐的一面，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和议题。知识分子这么做时根据的是普遍的原则：在涉及自由和正义时全人类都有权期望从世间权势或国家中获得正当的行为标准；必须勇敢地指证、对抗任何有意无意地违犯这些标准的行为。”蝌蚪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的声音和观点主要是通过戏剧来表明和传达。但他显然是怯懦优柔的，即使是在尽可隐讳曲笔的虚构性的戏剧中，他也早已做好把话剧中所涉的真实人物、地名改装易容的准备，以避免可能的争议和麻烦。实际行动上的无所作为，文字意义上的虚伪忏悔，蝌蚪的赎罪可谓苍白乏力。但罪孽不曾因为我们刻意的淡忘和漠视而消失，它悖论般地因赎罪衍生出新的黑暗幽灵。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们之间是不会联合起来的。他们彼此的怜悯、友爱和团结，只是良善而单纯的幻想和少不更事的愿望。作为同样承受过计划生育政策下个人悲剧的蝌蚪，他的同情最终没有在代孕的陈眉这一边。他恐惧的是“乱伦”带来的伦理的失常，忧心的是来自组织、社会舆论的压力。同学李手一针见血指出了蝌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