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顾城诗歌中的死亡倾向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理论认为生命向寂灭状态的回归是它的本质和目标所在，是生命的内在本能。“这种死的本能是破环性的，它是恨的动因，表现为向外部扩展的攻击力和侵略倾向。而当这一倾向在外界受挫时，它又折回自我，成为自杀的一种诱因。”“由于现代社会中人为物役的悲哀，以及由此产生的那一种深深的生存危机感，又使死亡在更高的层次上复归了中世纪以还我之死的模式，对死之必然性的思考上升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自杀可能是有多方面原因：人生苦难的一种逃遁，意志之独一无二的一种自我实现的方式，对自然之道的一种反驳，一种自我毁灭行为等等。加缪认为，自杀的根源在于孤独和荒诞。从对顾城的生平、创作、思想的了解上可以肯定这一点。作为一个“童话诗人”，他自始自终都固守在自己的幻想世界上，追求他心中的美与自然，坚决抵制着外界的社会，他是孤独的。“作家以他洞烛人生智慧和识见而走向无可奈何的自杀之路，象征着一种绝对精神和终极价值的死亡。作家是那个文学世界伟大的却又生动可感的造物主，他具有一种超乎常人的敏锐，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种对生死苦难的洞若观火的真知。当这一位睿智的上帝也深感走投无路，非得在死亡中寻求超度时，这个世界发生的危机也必是无可救药了。”作家的自杀是与自我价值的实现联系起来的，当生命的内驱力变成了死亡的内驱力时，死亡便不复是种暖黯不明的生存背景，而直接转化为生存的前景，成为人生一个伸手可及的终点。作家的自杀从某种程度上是否正可说明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求，是怎样一种痛苦、艰巨而又难免终归虚空的心路历程呢?也许顾城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范本。顾城的自杀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阐释，无论他的生活，创作，心理状态都与他的自杀行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顾城短短的一生中，可以看到他的理想、追求、矛盾与痛苦。“文革”留下的创伤，是他一生的阴影，对世俗社会对失望，使他固守在自己对幻想世界中。随父下乡是他命运中的一个契机，他找到了自己的乐园，自然界中的一切天地、风、雪、雨、花、草、鱼、虫等与他融为一体，并成为他诗的灵魂，但也使他越来越远离现实社会，为他最终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他一生中这种执拗的追求与坚守也形成了他的偏执与一种堂吉可德式的意念，即“想入非非，生活在自己预想的故事里面，他喜欢绝对，老向着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高喊前进”。这是在走极端，这就使他容易在受挫时陷入内心焦虑和矛盾的渊薮，而走向精神崩溃的边缘，移居激流岛可以说是他理想的实现，但回归自然是多么艰难，在这个文明世界里要过自然的生活要花的代价太大。于是顾城陷入了一个二律背反的矛盾中，诗人也要生存，也要面对现实，太现实，太世故了，不会成为诗人，但太浪漫、太超脱了也很难融于世界，于是不得不向现实妥协，他不拒绝运用某些谋生的手段，如到大学讲课，接受某些交流基金会的邀请等。但这些对于一个视自然为最高的顾城来说，内心的焦灼、不安、痛苦是可想而知的，而此时他又面临着婚恋问题，妻子谢晔移情别恋，使诗人在现实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重压下走向绝望，并以一种极端方式结束了他人和自己的生命。顾城的早期经历对他思想性格的形成有着极大的作用。在乡村的生活形成他对自然、纯净美的追求，并成为他诗歌永恒的主题。返城后由于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差距而产生的种种格格不入的陌生感和不适应感就油然而生，再加上他那种由于年少不幸而形成的孤独、忧郁、多愁善感的性格相混合，就造成了他对现实，尤其是对城市的深切失望，在“万物静观而皆自得”的自我沉迷里表现出对充满喧嚣、躁动、暴力、血腥、欺诈、阴谋等丑陋的城市的规避、疏离，对优美人性的乡村的眷顾。来到激流岛虽说是他理想一定程度上的实现，但他所面的中西文化的对峙，身陷异域的孤独，使他产生一种无可救药的放逐感，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这就又从另一角度内上理解了他的自杀。被称为“童话诗人”的顾城，他以“一个任性的孩子”的感觉，在诗中创造了一个与城市，与世俗社会对立的“彼岸”世界。他认为“诗就是理想之树上，闪耀的雨滴”，他“要用心中的纯银，铸一把钥匙，去开启那天国的门，向着人类”。并说“我相信在我的诗中，城市将消失，最后出现的是一片牧场”。这就是他的“浪漫主义”诗观，他的创作理想。顾城本人将他的诗分为四个阶段，即是自然的“我”，“文化的我”，“反文化的我”和“无我”状态。从这四个阶段中也可以看出他精神发展的历程以及自杀的必然性。美是顾城的终生信仰，贯穿在他所有作品和整个人生道路中。无论是美、门前、生命幻想曲，生命、自然、美构成他诗的灵魂，“他用他的诗来构筑这个阳光灿灿、普照自然、宁静高原的世界，童话般美丽的世界”。顾城的诗歌王国是他“童年经验”世界的体现，“所谓‘童年经验’可以概括为：一个人有选择的经历在他脑海中留下的深深的，并对其一生产生深远影响的印记”。当他真正成人后，顾城却一直用拒绝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