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诗歌综合分析顾城是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派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诗人之一，他以“童话诗人”的称号奠定了在新时期诗歌史上的地位。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称赞顾城“可能是20世纪最好的中国诗人”。顾城的诗集有舒婷、顾城抒情诗选、北方的孤独者之歌、黑眼睛、北岛、顾城诗选、顾城的诗、顾城童话寓言诗选、顾城新诗自选集等，同时他与谢烨还合著了长篇小说英儿。学界在对顾城分析的二十多个年头里，经历了一个由主要关注诗人本身到注重文本分析，继而侧重分析创作本体与文本之间内在关联的过程。虽然分析成果丰硕，但对于顾城诗歌与诗人本身的丰富性依然存在着广阔的可开拓空间。目前，国内对顾城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顾城死亡的分析由于顾城死亡的特殊性，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分析里，人们较多关注的是他的死亡之谜，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和论文占了分析总数的大半，其中有代表性的几部著作为萧夏林的顾城弃城、陈子善的诗人顾城之死、顾乡的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黄黎方的朦胧诗人――顾城之死和文昕的顾城绝命之谜等。这些著作通过多维度视角透视、探寻了顾城之死的种种可能，试图使神秘异常的顾城事件逐步清晰化。其后出现的一些著作，突破了之前分析只局限于谈论“诗人之死”的泛泛评论中，更多关注的是诗人的生平背景以及他的性格倾向。刘春在一个人的诗歌史中，把顾城列为开篇专章进行讨论，力图将诗人的生活、创作历程与时代语境结合起来，以求描绘出一代诗人的成长史与心灵史。朱小平的我所知道的顾城，是一本带有畅销书性质的、较适合大众读者阅读的通俗读本，关于顾城死亡分析的代表性论文，有张颐武的一个童话的终结──顾城之死与当代文化，此文以冷静的态度对顾城之死作了文化上的解读。张颐武认为，顾城之死的各种表述可分为两种：一种属于伦理道德观点，认为杀人行为即是一种犯罪;另一种属于人文关怀，持这种态度的人刻意忽视了顾城杀人的事实，而对诗人之死显示出了一种怀念之情。张颐武指出，顾城之死是一个时代的溃散和消亡，顾城死了，整个80年代也随之消失了，最后一个“民族寓言”也彻底消亡了。唐晓渡在顾城之死一文里，对顾城思想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顾城思想发展的途径。他认为顾城杀人这一疯狂的举动，来源于他性格的偏执和他对绝对化的追求，这种人生态度支配着他，直至他最终将自己毁灭。二、顾城作品的分析对顾城作品的分析可分为两部分：其一是对自传体小说英儿的分析，如谢冕的绝笔的反思――关于顾城和他的<英儿>。谢冕指出，英儿是当代文学中有新意的作品，是应该严肃面对的文本。他认为“小说结构的散文式的组合，叙述语言的优美而诗意”[1]等特点，构成了英儿的独特风格。章学珍在幻像之死――从<英儿>及其诗作看顾城弃城中提出，英儿是一个制作后的黑色诱惑，是一个狂人日记似的痴人呓语的有关死亡的预言。王德威的诗人之死一文，对英儿作了一个新的诠释。他认为，英儿是以未来的过来人的角度，将现在当作过去来抒写，使得小说成为了一种“后叙事”，并指出英儿是为后叙事量身定做的小说，它打破了从生到死的因果关系，没有预设未来，而是预设了一种已经过去的未来。王德威的这篇文章，没有对英儿进行一种文本式解读，然而却给分析者提供了一种解读英儿这部作品的新方式，是一种分析顾城作品的新思路。总的来说，对顾城这部唯一的小说作品的分析还有待于在文本上继续深入诠释。其二是对顾城诗歌作品的分析，这里特指对综上所述，目前顾城前期诗歌的分析成果较为丰硕，但对于后期他在海外创作的诗歌的分析却较为薄弱，有学术影响的分析论文更是寥寥无几。邹向东的顾城后期诗歌美学理念与艺术方法管窥认为，顾城后期诗歌的创作写照是“回归自然，皈依老庄”[3]。顾城强调灵性和真性的表达，推崇隐现法，追求超脱、纯粹和空灵的艺术境界;在艺术方法上，顾城追求诗的自然之境，并广泛采用现代主义诗歌技法，追求内容与形式的自然和谐。伍方斐的顾城后期诗歌艺术形式分析一文提出，顾城的后期诗歌是一种反形式或超越形式的创作。在这一阶段里，顾城的“无我”思想一直贯穿于他后期诗歌的始末。在诗歌创作中，顾城大量运用神秘荒诞的元素来描写关于爱欲、死亡与宿命的主题;在语言上，则更加注意意识流、自由联想、幻觉、潜意识等一切与感官和心理的直接经验。总之，在后期的创作中，顾城将“反文化”推到了极致，在诗的语言、文体和技巧的未来发展上都提出了新的可能性。此外，李正光的在他乡的悲怆――顾城的诗和死一文，从整体上分析了顾城诗歌的走向，将顾城诗歌分为童话时代、后童话时代和海外时期三个阶段，并分别进行了论述。其中对后期创作的颂歌世界给予了高度赞扬，近些年来，学界仍在不断发掘顾城诗歌分析的新材料，其中，诗人麦芒在“鬼进城”――顾城在新世界里的变形记一文里，通过对顾城鬼进城组诗系统和精到地解析，展现出了顾城在海外时期深刻而复杂的精神矛盾。2013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