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则史料看孟浩然隐居不仕的原因孟浩然的诗歌，其中夜归鹿门歌和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两首诗表现了孟浩然不同的生活态度，前者显示出隐逸的情怀，后者却表达了鲜明的出仕意愿。这种矛盾心理很多诗人都有，但孟浩然却在这个群体中显得比较特殊。其他人或多或少都有仕宦的经历，大多是在仕途遇挫时才产生真隐的意愿。孟浩然却终生未仕，除了游历四方外，就是在家乡隐居，人生履历简单得如同一幅写意画。新唐书・孟浩然传中有如下一段文字：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阳人。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隐鹿门山。年四十，乃游京师。尝于太学赋诗，一座嗟伏，无敢抗。张九龄、王维雅称道之。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诏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采访使韩朝宗约浩然偕至京师，欲荐诸朝。会故人至，剧饮欢甚，或曰：“君与韩公有期。”浩然叱曰：“业已饮，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辞行，浩然不悔也。张九龄为荆州，辟置于府，府罢。开元末，病疽背卒。“一座嗟伏”“张九龄、王维雅称道之”，连唐玄宗都“闻其人而未见也”，说明孟浩然在其生活的时代即享有盛名。通览孟浩然的诗歌，我们发现孟浩然虽然只是一介布衣，却结交甚广，朋友中不乏朝廷高官，除了张九龄、王维外，还有以喜欢提拔后进闻名的韩朝宗、贺知章等人。可想而知，孟浩然得到他们的举荐并不是一件难事。“年四十，乃游京师”“于太学赋诗”说明他主观上希望入仕，此前“隐鹿门山”之举应该和那个时代很多的读书人一样，是一种提高自身声誉的姿态和方式。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孟浩然去世前4年)他应邀入张九龄荆州长史幕府，虽然不到一年即返故居，但这一举动表明孟浩然确实如其诗中所言，“魏阙心恒在，金门诏不忘”(自浔阳泛舟经明海)。在主客观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孟浩然依然终生布衣，这在推崇积极入世、进取精神非常强烈的盛唐时代显得非常特殊。在新唐书・孟浩然传中，我们发现，是孟浩然孤高的性格和一次重要却糟糕的偶然遭遇，使他错失入仕机会。孟浩然孤高的性格在他与韩朝宗约而不赴的举动中可见一斑。既然有约定，说明孟浩然希望得到韩朝宗的引荐，至少是他答应了韩朝宗的引荐。韩朝宗名满天下，时人有“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李白与韩荆州书)之说，孟浩然显然不是对他个人有什么成见。孟浩然后来还曾寄诗给韩朝宗，中有“自牧豫章郡，空瞻枫树林”(和张判官登万山亭，因赠洪府都督韩公)之句，表达对韩的怀念之情。临期不赴之举，不是对引荐者的不尊重，而是孤傲的性格使他不愿意表现出殷勤之态。这种性格使他在入仕之路上虽有动力，却缺乏后劲。毕竟在求仕之路上，既需要他人的援引，更需要个人的汲汲谋求。在孟浩然留下的260余首诗歌中，投赠求荐的诗歌很少，比较有名的就是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但在这首诗中他没有一句对张丞相的赞美之词，不像一般的求荐诗。即使狂傲如李白，希望得到韩朝宗举荐时也会写出“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李白与韩荆州书)这样的谀辞。孟浩然虽有“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田园作)的强烈愿望，最终却只能发出“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留别王维)的怨叹，这不能不说是“性格决定命运”。“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说明孟浩然多少有正直仗义、扶危济困的性格，这种性格本质上与他“愿随江燕贺，羞逐府僚趋”(和宋大使北楼新亭作)的思想倾向是一致的。孟浩然的家乡在湖北襄阳，他早年隐居鹿门山，侍亲读书。这种隐居生活，无疑也陶冶了孟浩然的性情。“垂钓坐磐石，水清心亦闲”(万山潭作)，秀美的山水与孟浩然的心灵完完全全地融而为一。襄阳除了优美的自然环境外，还有深厚的人文积淀和历史悠久的隐逸传统，其中对孟浩然影响最大的是汉末的庞德公。“昔闻庞德公，采药遂不返”(登鹿门山)，“闻就庞公隐，移居近洞庭”(寻张五回夜园作)等诗句表达了他对庞德公的敬仰之情和追随之意。闻一多先生说：“孟浩然原来是为隐居而隐居，为着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无疑的那成为默契的对像便是庞德公。”家乡先贤对一个人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弃官不就，采药不返，庞德公的诗意人生无疑是孟浩然倾慕的对象，而这种神往之心会随着人生阅历的加深而不断强化。在孟浩然的诗集中，可以看到他交往的朋友中有不少是僧人、道士和隐逸之人。如襄州景空寺题融上人兰若中的高僧融上人、还山贻湛法师中的高僧湛然法师，赠道士参寥伤岘山云表观主清明日宴梅道士房等诗中提及的道士，另外像王迥、张五、郑等皆是隐逸之人。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可能有多种因素，对孟浩然来说，与这些隐于士林的朋友交往，一定会强化他思想性格中隐逸避世、超然物外的思想，使得他虽然始终抱有用世之志，却在仕途上遇到需要加力的时候不够主动，更不愿意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