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的“文史合一”观在文学理论史上的渊源新历史主义的“文史合一”观在文学理论史上的渊源一、新历史主义文艺理论的兴起(一)新历史主义兴起的社会文化背景如我们所知，20世纪是一个充满重大的社会变革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打破了许多人对人类美好未来的梦想，失去了精神支柱的人们普遍体验到世界的荒谬和非理性：人类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发明了先进的机器，然而这些东西却成为消灭人类肉体、摧残人类精神的工具。身处于这个时代的人们产生了焦虑、不安、怀疑、冷漠、忧郁、虚无、绝望等情绪。但同时，20世纪又是一个人类科学文化突飞猛进，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世纪。西方20世纪，按照“社会和产业结构”情况，可以分为现代和后现代两个时期，西方发达国家在19世纪基本完成前工业化时期，步入现代化和后现代化时期。现代和后现代使欧美许多国家进入晚期资本主义阶段，显示出晚期资本主义特征，从而使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文化的巨大变革必然会对文学和文艺理论等人文社会科学产生深刻的影响，詹姆逊认为，在国家资本主义时期，现实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在帝国主义阶段，现代主义最为流行，成为人们审美阅读范式；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后现代主义成为文化、艺术和文论的代码。[1]（P6-7）后现代社会文化呈现出迥异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社会文化的特征，“后现代文艺主要是一种后现代社会的大众文艺，部分地体现大众对现存社会的思虑、烦躁、反思、反抗、颠覆、批判、乃至失落和玩世不恭的思想情绪。”[2]“后现代”这一术语应用于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各种文化现象，标志着大众情感和态度，使得当今时代成为一个超越现代的时代。社会文化的巨大变化，促进了后现代主义文艺运动的勃兴,各种文艺思潮和流派就在这种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应运而生。新历史主义文论就正是后现代社会文化的产物，具有鲜明的后现代色彩，是身处后现代阶段的知识分子对启蒙现代性历史的深刻反思。因为后现代的社会文化是新历史主义脱胎的母体，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新历史主义这个婴儿就必然带有后现代社会文化的遗传基因，其产生、发展都有着深刻的后现代社会文化的动因，我们所讨论的新历史主义是在这种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不同于传统历史主义的一种“历史主义”。关于这一点，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新历史主义最初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吧。新历史主义最初是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文本的历史内涵进行探讨的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新历史主义的领袖人物是美国著名学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他在20世纪70年代解构主义风头正健的时候没有去赶“热门”，而是一头扎进文艺复兴的冷门研究中，并且居然在文艺复兴研究这一传统领域开辟出一块新的领地，他力图以自己的批评实践为20世纪末的文学批评寻找一种新的走向。那么他选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和艺术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的意图何在呢？作为一种人文主义思潮，新历史主义体现的是人们对后现代社会中人这个主体的生存状态的深刻反思和重审，“事实上，新历史主义的诞生标志着处在后现代时代哲人们的内在困惑。也就是说，人们处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尖锐冲突以及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隔膜冷战之中，因此，有关人性、心灵、人道主义、历史价值、人类前途都使得处于‘过渡时期’的哲人们频频回首，去看历史经验能给处在‘历史豁口’上的人类以怎样的启迪，于是，文艺复兴时期这一横跨中世纪僵化静止的自我形象与现代自由人文主义自我塑形之间的‘过渡时代’，这一前工业社会的人们的最后避难所，引起了后工业时代的学者的广泛兴趣。”[3]（P97）身处后现代的人们曾经怀疑一切，试图将一切传统价值观念全部推翻，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使自己置身于荒芜和废墟之中，人类要拯救自己，必须重新获得价值和深度，重新回到历史家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新历史主义的兴起确实是有着深刻的后现代社会文化的动因的。不仅如此，新历史主义与后现代文艺思潮还保持着一种特殊的相通关系，新历史主义本身可以视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表征，一个分支，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后现代主义又为新历史主义提供了必要的氛围和语境。可以这样说，新历史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某些特征向历史领域的延伸；后现代主义则是历史主义在后现代阶段表现出来的特殊情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历史主义“新”在与后结构主义之间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新”在接受了后现代主义，特别是后结构主义的洗礼。批评家考莱布鲁克指出：“虽然新历史主义通常被看作是对后结构主义批评非历史化特征的反动，但新历史主义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