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PAGE\*Arabic\*MERGEFORMAT22页共NUMPAGES\*MERGEFORMAT22页宁夏农村金融发展的制度变迁与路径选择范文政治文化变迁与农村社区制度选择冯仕政[摘要]通过分析南街村的制度变迁，本文揭示了社区制度选择与国家政治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改革以来，南街村在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逐渐形成了一种逆市场化的集体制度，这样一种独特的制度变迁取向和路径正是国家政治文化不断塑造和建构的结果。本文揭示了这一过程中所蕴含的复杂而微妙的制度变迁逻辑和机制。[关键词]政治文化;制度变迁;农村社区;南街村改革开放以前，人民公社是中国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组织形式。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社区只是计划体制中的一个基层单位，自主权非常有限。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的不断分权让利，农村社区获得的自主权越来越大，主动性越来越强。利用国家赋予的自由空间，农村社区自主发展，各显神通;在此过程中，农村社区创造了千差万别的制度形态，其中一些很有特色的制度形态已经成为社会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产生了许多成果①。遵循这一传统，本文将研究XX省南街村的“共产主义小社区”制度。关于这一制度形态形成的逻辑和机制，笔者曾有专文阐述②。在这里，本文想着重讨论国家政治文化的变迁与农村社区制度选择之间的关系。一、农村社区的制度变迁：“政府-市潮与“国家-社会”之外关于中国改革进程中农村社区制度变迁的逻辑和机制，以往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两种范式：一种是在经济学中流行的“政府-市潮，另一种是在社会学、政治学等非经济学学科中流行的“国家-社会”。在“政府-市潮范式中，农村社区的制度变迁被理解为一个“理性选择”过程。所谓“理性选择”，指“政府”和“市潮都是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特定的制度形态和制度变迁轨迹就是这两个“理性人”为了各自的最大利益而博弈的结果。在这种范式眼中，人类的“理性”只有一种，那就是追求收益最大化，或者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工具理性。由于各类人群的“理性”是没有差异的，自然不能用“理性”本身去解释不同社区在制度选择上的差异。那么，社区之间的制度差异是怎么造成的呢。是由行动者在行动过程中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同造成的。遵循这一逻辑，“政府-市潮范式最后不是用人的“理性”，而是用人所处的环境去解释各地制度变迁的差异;它所谓的“理性选择”分析，实际上不是对行动者的“理性”本身进行分析，而是只分析行动者施展自己的“理性”时所面对的环境约束。由于在这一范式中，“理性”只是一个不需要解释的假设，而不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分析的变量，导致文化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就被排斥在理论分析之外。在本文看来，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人固然是理性的，但理性有不同的方向，就像韦伯所论述的那样，有时是价值理性的，有时是工具理性的，有时是传统理性的，而不是像“政府-市潮范式所假设的那样，只有一个方向，即工具理性。不同人群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理性方向，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文化，文化作为一个符号和意义系统，既影响人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认知判断，也影响着他们的价值选择。在后文我们将会看到，正是由于深受国家政治文化的影响，南街村在解读自身面临的困境和展望前进的方向时，才把“率先建成全世界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才把“政治挂帅”和“破私立公”作为实现这个目标的基本途径。与“政府-市潮范式不同，“国家-社会”范式强调与国家正式组织和正统意识形态不同的、甚至相对立的“社会”因素对社区制度变迁的决定性影响。研究者们所揭示的“社会”因素很多，包括村落文化、家族文化、地缘关系网络、血缘关系网络、地方宗教信仰，等等。在这一范式中，虽然也有很多研究把社区制度变迁理解为一个服从工具理性的利益驱动过程，但至少，它在理论上没有先入为主地把文化因素排除掉，一些学者甚至特地强调文化因素的影响，比如林南先生在分析天津大邱庄时就特别强调家族文化因素。不过，正如“社会”这个概念所显示的，这一分析框架即使强调文化对社区制度变迁的影响，也只是强调“社会”文化，而未注意作为国家的政治文化。而南街村，决定其制度变迁方向和轨迹的恰恰是国家的政治文化，而不是“社会”的文化。要言之，“政府-市潮和“国家-社会”这两种既有的分析范式受其内在解释逻辑的限制，都忽视了国家正统的政治文化对社区制度变迁的影响，即使注意到了也无法给出圆满的解释。本文力图在这两种分析范式之外，以南街村为个案来剖析国家政治文化对社区制度变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二、南街村的制度变迁：逆市场化的集体化南街村是隶属于XX省XX县区城关镇的一个行政村。它自改革以来的制度变迁，不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而是村党支部书记王宏斌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对南街村进行社会改造的结果;社会改造的基本方向是要把南街村建成全世界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社会改造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