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公平经济增长中折腾的西部提要没有制度创新试点权，使西部一次次坐失经济突破性发展的历史性机会，尝食南橘北枳的苦涩；大一统政策，使“发展很不平衡”的西部没有充分享受政策中立所带来的相应的活力；“市场一体化”把西部逼上了与东部短兵相遇的“拳击场”，以40公斤级的拳击实力迎战80公斤级的东部对手，仅有屡败屡战的悲壮；一个个“逆向边际效益”、“溢出效益”重大项目，总是难以得到合理的政策性补偿。这些，都是绾住西部发展的死结，在更大程度上冲淡了“西部大开发”各项重大举措所带来的发展活力，使西部人所有的努力都不过是“经济非公平增长”这个大趋势下的折腾。这些由于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走势给西部发展绾上的死结，不是西部的努力可以解开的。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仅仅是实现邓小平构想的“第二个大局”中的重要一环。5年的历史已经说明，这远远不够，在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同时，还需要把西部发展纳入整个国家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每一项重大决策中来考虑，需要从实现“第一个大局”的政策取向（非公平经济增长方式）向实现“第二个大局”的政策取向（公平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只有这个转变完成，绾在西部发展上的死结才有解开的现实条件。西部问题，仍是中国问题这些年来，我常常在反问自己：我是一个西部人，当我倾注如此之多的心血审视西部经济改革发展中遭遇的种种不公平，是不是我带有西部人的偏见？作为一位学者，保持中立是应该坚守的基本原则。10年前，我从北京回到成都后进了这个西部特大中心城市的核心决策研究机关——中共成都市委政策研究室，一呆就近7年，见证了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前后西部人顽强拼搏的历史。我陈述这段经历，是要表明，我与国内其他学者的区别仅仅是自己亲历了西部奋发图强的拼搏，能够深切感受西部遭遇经济非公平增长的切肤之痛。每当我为西部取得一个个成就欢欣鼓舞之余，遥望东方，总会有一股莫名的苍凉袭上心头。——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各地党委政府牢牢抓住这个历史性机会，紧锣密鼓，新招迭出，可谓呕心沥血、尽职尽责了，实现了一年一个台阶的跨越式发展。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与东部相比，差距不是在缩小，依然逐年拉大。2002年11月十六大《报告》的评述是：现在达到的小康是“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究竟有多大的“不平衡”，兰州大学西部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李国璋的调研结论是：西部的12个省市区综合起来跟东部的广东、浙江、江苏三个省比较，仅2000年到2002年两年之间，东西部人均GDP的差距就扩大到了2713元，这两年正好是西部大开发的关键时期，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西部大开发，这个差距的扩大将更加惊人。“发展很不平衡”，到2003年底，仍没有缓解。我对比了一下东西部几个省在2003年的发展数据：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上海、浙江、广东与四川、云南、贵州分别是14867、13180、12380和7042、1644、4948。最高与最低之间的差距是10000元，为3：1；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元），上海、浙江、广东与四川、云南、贵州分别是6658、5431、4055、2230、1697、1565。最高与最低之间的差距是5000元，为4：1。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一痛苦的事实：5年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西部落后的态势。全国有6000万绝对贫困人口。最新统计（2004年资料）显示，绝对贫困人口大部分分布在西部，仅西部云贵川三省就有3000万。在最穷的地方，一家人的家产合计不及100元。这当然是最极端的事例。尽管如此，它仍为我们反观25年的改革发展之后东西部的严重差距提供了需要警醒的参照。——我坚信：西部问题仍然是中国问题。西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并非在很远的将来才凸显出来，事实上在今天就已经非常明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家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投资来挪动，消费增速缓慢。2003年我国消费率仅55.4%，是1978年以来25年里的最低点。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是在缺乏消费支撑的高位上运行，经济形势相当严峻。为什么呀？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是导致消费率过低的重要原因。而西部，是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最集中、最突出的地方。所以，西部增长问题，与低收入群体问题、“三农”问题一样，都是涉及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国家经济安全、国家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多年困绕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突出问题就是发展不平衡问题。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不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而缩小，而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加大，症结就是我们在经济增长中丢失了公平。三大差距日愈扩大使中国经济在“地震多发地带”驰行，速度越快，风险越大。2003年9月世界银行发表的研究报告主题是《中国：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指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面临日益严重的受益差距扩大的挑战，由于非公平使得经济增长对减少贫困的作用在弱化，因而就中国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