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创作的真实观毕淑敏创作的真实观毕淑敏创作思想的基础是真实，真实性是毕淑敏文学活动的支柱。她立足现实，钟情生命的气息，把握生活真谛，捕捉人性、心理，在耐人寻味的智慧和脉脉含情的行文中，饱含着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然而，结合以往的分析可知，对毕淑敏的创作分析一般仅限于作品解读层面上，即使从批评的角度也仅触及毕淑敏的成长经历、历史记忆和文化经验上，而对全面把握毕淑敏文艺思想的构成探讨不够。在没有对毕淑敏文艺观进行深入分析的前提下，我们是很难从整体上认知毕淑敏的创作的。本文从“真实观”的角度入手，全面梳理毕淑敏创作的追求、表象以及局限，希冀构成解析毕淑敏创作思想的一个新起点。一、至真的追求文学要追求和弘扬“真”。“真实”可以说是衡量一部作品有无价值和价值高低的重要标准，文学史上许多作家也无不把体现着“历史理性”的真实视为文学的生命。毕淑敏选择了文学真实，而不是同时期的其他文学观念，这与她独特的人生经历有关。1952年10月毕淑敏出生于新疆伊宁，当时她的父亲在新疆做军官。不到1岁时，在襁褓中的毕淑敏又由于父亲调动而到北京生活，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愉快的童年。轻松的环境、母亲的关爱和父亲的榜样使毕淑敏形成了善良淳朴的性格，母亲的悉心教导使毕淑敏按照中国传统道德规范成长起来，形成了最初的真实观。随后毕淑敏进入北京外语学院附中学习并一直保持优异的学习成绩，正确的真实观使得毕淑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盲从于那个荒谬的年代，而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两三年中阅读了校图书馆里的大量世界名著，在书的海洋中培育了自己的品格。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教给了毕淑敏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真实观，也使她在违心地写对这些“毒草”的批判稿时感到了良心的不安。因此文化大革命中各种奇特的现象带给毕淑敏更多的是对真理的坚持。1969年2月毕淑敏从学校应征入伍，在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交汇的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兵11年，从16岁半到28岁，历任卫生员、助理军医、军医等。空旷雄奇的冰山雪岭、远离城市高寒缺氧的艰苦军旅生涯给了毕淑敏特殊的人生经历，逼迫她在青年时期就进行了大量的人生思考，“世界上最安全的事情，就是真实。”[1]面对浩渺无际的雪原，毕淑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酷寒、缺氧对高原生活和演习拉练的危险艰苦，让毕淑敏一次次地体会到生命的脆弱无力，也不止一次地想到了自己的死亡，“在攀越壁立的冰坂时，我那么热切地渴望死亡。”“我想，我可以装作失足，痛快地滑向无底的深渊。没有一个人会发现我是有意的，因为在如此艰苦卓绝的军事活动中，死人的事的确经常发生。这样我就可以被追认为烈士，我的父母就不会因了我的死而受到牵累……”[2]14而亲历过死亡的思考则使毕淑敏有了比他人更为深刻透彻的思想和心理。毕淑敏曾形容自己当时虽然只有17岁，却和70岁的老人一样心境苍凉，每当眺望星空，想到自己必有一天会死亡，化作烟尘，便渐渐产生了一些念头，想把自己在高原11年所体验到的思想和感受传达给他人。“可以说，是昆仑那样的地方和环境造就了我创作的心理和精神结构，我对文学的基本认识、我的写作的核心的东西都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奠定了的，到现在也没有改变。”[3]其后毕淑敏转业回北京，在北京铜厂历任主治医师、卫生所所长，继续从事医学并开始关注城市中人的生活。在一个很平常的日子，毕淑敏在上夜班空闲时写起了小说，之后又学习了文学硕士、心理学硕士博士课程，并开设了自己的心理诊所。医生、心理咨询师的身份又迫使她直面生命的真实、心理的真实，长期使用真实的眼光面对世界。这种真实观被毕淑敏引入了文学创作，并始终贯彻。“文学是不可以假的，即使故事是假的，情感也一定要真。”[4]49毕淑敏对真实的追求在其创作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真实的思想内容，二是真切的心理情感。二、至真的表现之一：真实的思想内容真实是毕淑敏作品的独特魅力，她喜欢“亲自写作。写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真感受，对人生的真体验。”[2]42毕淑敏多从现实中提取素材，她的作品绝大多数是以真实的生活经历为依据的，“我属于不怎么会虚构的作家，我的经历为我的创作涂上了浓厚的背景。”[2]47她将自己在阿里11年的军旅生活、20年的从医经历、两年的心理咨询师所得以及日常的生活经历、思想经历整理加工，形成一篇篇感人至深的文字。“在我的许多小说里，有我自己、我家人和我朋友的影子。”[2]20具体来说，真实的思想内容可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其一，书写真实的生活与生命。毕淑敏的散文和小说常写日常生活，这些文章在平凡细微中抒写着生活本真的美，凝聚着在毕淑敏的文章中，涉及最多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凡小事。但毕淑敏却能点石成金，化平凡为神奇，通过对普通生活、细微小事的书写引起人们对生活的思考。一厘米讲述一位母亲在故意画低的身高线前险些失去儿子的信任的故事。这位母亲虽然算不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