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劳动教养制度的历史沿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从1951年到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逮捕、拘留了几百万犯罪嫌疑人，其中大多数犯罪嫌疑人被判了刑，相当数量的人被判了死刑。但是仍有不少罪行轻微不够判刑，或由于时间短一时查不清问题的人，继续关押在看守所、拘留所。紧接着，1955年至1956年，在全国党、政、军、群、企事业单位开展了内部肃反运动，又有几十万人走进了拘留所、看守所，其中多数人只是由于历史问题而被关起来的，很难判刑。怎么处置这些关在看守所、拘留所里的人，成了一个大问题。于是1955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下发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这个内部肃反文件时，预料到对人的处理问题，所以“指示”明确规定：“对这次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和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立功而继续留用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用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这是我们国家出台的第一份有关劳动教养的红头文件，从此，“劳动教养”这个名词也就诞生了。接着，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各省、市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于是，劳动教养在全国办起来了。劳动教养的对象是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中共中央领导肃反工作的10人小组在1956年3月10日发出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知道真相分子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把特务、右派、自由运动、反动会道门头子和敌伪军、政、警、宪人员中的一些人定为反革命，这似乎比较好理解;对坏分子的解释就不那么好理解了。对坏分子的解释是：“政治骗子，叛变投敌分子，反政府分子，品质极端恶劣的蜕化变质分子。”这几种人很难界定。劳动教养就是首选的办法。可是劳动教养是党内红头文件，还必须使之合法化。于是，1957年8月1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8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第一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劳动教养制度。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的劳教对象，同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中只对不够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和其坏分子进行劳动教养相比，劳动教养对象的适用范围一下子扩大了，扩大得无边无际。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1、对下列几种人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一)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二)结伙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等犯罪团伙中，不够刑事处分的;(三)有流氓、卖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四)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不够刑事处分的;(五)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而又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碍公务，不听劝告和制止的;(六)教唆他人违法犯罪，不够刑事处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是在反右派运动高潮中出台的，这下子派上了用场，大批右派分子被送往劳改、劳教场所，进行劳动改造。理由大概就是"决定"中所说的他们是“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全国55万右派分子中，大约有48万人多人送劳动教养，4万多人被判刑。留单位的是极少数。李维汉在回忆与分析这本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全国55万余被化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以安徽省为例，一共有31479人被打成右派分子，除187人外，其余都送到劳改、劳教场所改造。当时专门的劳教场所很少，绝大多数人是被送往劳改农场、工厂，和已经判刑的犯人关在一起，被管教干部统称为“三类人员”(劳改犯、劳教分子、刑满就业人员)。劳教人员没有触犯刑事法律，受到的是行政处罚，可是在实际对待上，同判了刑的罪犯，没有任何区别。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被逮捕、拘留的人大量增加，看守所、拘留所、监狱，人满为患，于是在大西北地区广建劳改、劳教场所，北京、上海、内地一些省将大批劳改、劳教人员送往西北各省。以青海省为例，三年内先后有20多万犯人和2万5千名劳教人员从全国各地送来，被安置在58个劳改场(厂)。塘格木劳改农场，先后送来600名劳教分子，其中455人是因右派问题被劳教的。把他们和已决犯人混合编组，同吃、同住、同劳动。1959年，中央下达给劳教人员解除劳教比例为3%，而青海省只给45个人解除劳教，占劳教人员总数0.2%：1960年中央规定劳教人员解除劳教比例为5%，而青海只解除805名，占2.37%。而被解除劳教的人，在中央提出的所谓“多留少放”政策指导下，能够回家、回原单位的人极少。所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