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之死就是一场历史的“罗生门”我在某一段时间，也有点倾向于这说或那说，似乎都有道理。但后来，我慢慢地发现，“老舍之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就像我们很难相信那三个打捞尸体的人哪一个说的是真的一样，我们也不能轻易地把“老舍之死”的结论下在某一说上。因为“老舍之死”是复杂的，是由复杂的因素导致的，有他自身性格的因素，文本中文学形象的因素，政治因素，等等，都有。巴金先生在1984年为话剧老舍之死剧作写的一篇序中，说过一段我觉得可以作为我们更深一层理解“老舍之死”的很有启迪的话。他说，“关于老舍同志的死，我的看法是他用自杀抗争，不过这抗争指消极抵抗，并不是勇敢的行为，这里没有勇敢的问题，但是当时确是值得尊敬的行为，也可以说这是受过‘士可杀不可辱’教育的知识分子‘有骨气’的表现。……老舍同志可能有幻灭，有痛苦，有疑惑，有……但他最后的心情是悲壮的。没有结论。那个时候也不会做出什么结论。”我们看，巴金先生的意思是，既不能简简单单地把自杀归为勇敢的行为，他特别强调这里没有“勇敢”的问题。他说老舍在抗争的同时，有幻灭，有痛苦，有疑惑，等等，即有很多种的因素导致了老舍先生的自杀。我觉得，如果要做一种对比的话，简单地把它和屈原之死挂钩，是有点太过直接了，我倒愿意把“老舍之死”跟王国维之死做个比较。如果从文化类型上来说，他们俩可能更有可比性。第一点，在自杀方式上可以说都与屈原同例，为什么?投的都是水。王国维于1927年6月2日早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鱼藻轩，终年50岁;老舍1966年8月24日于太平湖投水，享年67岁。两者相隔39年。第二点，两人死得都很平静，是一种理智性的自杀，而非病态的表现。他们死前都很平静，看不出有任何的异动，不是说情绪低落、抑郁，流露出一反常态的神情，没有。而且，王国维还留了一封遗书，就是那句：“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后面还有几句话，但这几句话是很关键的，人们始终探讨。什么叫“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活了50岁，就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世变”的世，是世界的世，不是事情的事。这个“世变”是什么?“义无再辱，”“再”，那前面的那个“辱”是什么?留下了困惑，给分析王国维留下了巨大的空间。老舍先生自杀前，没有留下任何只言片语，虽然后来有很多“歌手”在传唱的时候，说在太平湖上漂了很多碎纸片，纸片上写满了字，人们打捞上那些字，发现是毛主席诗词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但是，据更多的目击者说，那天湖上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你看，不同的“歌手”所演唱的故事内容不一样。我们该相信哪一个呢?第三点，对于王国维为什么自杀，看法“一直众说纷纭，甚至聚讼不已。”较经典的四个版本是“殉清说”、“悲观哀时说”、、“罗振玉逼债说”，还有“殉文化说。”像刚才说老舍之死有三说一样，关于王国维主要有这四说。第四点，王国维死后，对他的死因有各不相同的说法，对老舍之死同样也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并由此做出不同的猜测和推论，两者的共同点是“罗生门”的模式。大家有看过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竹林中或是黑泽明由此改编成的著名电影罗生门的吗?讲一个男人身负刀伤死在竹林中，为了查明这一案件讯问了好几个有关人物，每个人都有各不相同的供诉，而每一种供诉则又都不完全可信。那是因为，每一个相关人物都莫不想为自己的卑鄙做掩饰，为自己的虚荣做辩护。从这个细节，来看王国维之死和“老舍之死”，是不是都有这种“罗生门”的意味?第五，从王国维留下的遗书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个“世变”和“再辱”是不是可以用在老舍先生身上?“世变，”“文革”对于老舍来说是不是“世变”?如果对老舍先生来说，“文革”是“再辱”，那在这个“辱”之前有没有“前辱”，“前辱”又是什么?因为在此之前确实发生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老舍先生虽然没有受到牵连，但他可能是一个清醒的旁观者，他至少看到自己有很多朋友卷进去了，他至少可能也会思考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运动，或许他给自己划了一个底线，假如说自己碰上这样的运动，要以死抗争，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第六，王国维在民国以后留辫子，这和老舍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依然穿洋装，是不是都暗示着要坚守自己原有的理念?我们知道，民国成立以后王国维留起了小辫子，梳着小辫子的国学大师也成为清华园的一道独特风景。而老舍在建国以后，几乎是作家当中唯一一个穿西装的，戴礼帽，拄拐棍，洋派十足。两者在这一点上有共同的象征意味吗?这都是留给我们思考的。另外，关于老舍先生选择投水自杀的方式，和他作品当中描述的一些人物最后是以投水作为自己生命的结局，有内在联系吗?还有，老舍先生在自杀之前，走出自己的院落，跟自己的小孙女说了一句话，“来，跟爷爷说再见。”跟哪个剧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