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舍自传创作看老舍之死一1937年，老舍在青岛动笔写的小人物自述，但可惜的是，由于抗战的爆发，小说只写了7万字便中断了。20年后的1957年，老舍在向北京作协呈报的个人创作任务写到：“每年写一个话剧，改编一个京剧或曲剧;一年内写成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不过，老舍并没有如期完成这部长篇小说正红旗下，更没有发表。在他死后13年，这部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1979年的第三、四、五期上，只有11章，8万余字。老舍的同学兼好友罗常培在我与老舍中提到，老舍曾想“写一部家传性质的历史小说。”这两部小说中，主人公降生的情况、家庭成员、寡居同住的姑母、父亲的早逝等等，都可以看到老舍本人的生活经历，也可以看成是老舍一直想写的一部“家传性质的历史小说”。不过，在小人物自述中，主人公是汉族，有着一个汉族名字王一成，无论是人物、语言还是风俗描写，都很难看到“满族味”，而正红旗下恰好相反首先，因其次，小说中出现了一组有着明确满族身份的人物，有我全家、大姐全家、福海二哥、大舅、定大爷、多大爷、多老二等等。在小说中，老舍用了大量的篇幅和赞赏的口吻来描写福海的容貌、神态、人缘、手艺等，这个勤劳、能干、乐于助人、凭力气吃饭、技艺精湛的劳动者形象，可以说是老舍塑造的一个最为扬眉吐气的满族人形象，这与老舍多年来被压抑的民族意识与“不平”心理不无关系。再次，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和习俗，老舍毫不隐藏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如极力称赞满族人对“京腔”的贡献：“至于北京话呀，他(满族人福海)说的是那么漂亮，以致使人认为他是这种高贵语言的创造者，即使这与历史不大相合，至少他也应该分享‘京腔’创此外，小说中还描写了大量旗人的文化与风俗，“写旗人文化很满”，“是迄今记述清末北京旗人家庭文化的最具民俗学价值的小说。如“落草”、“洗三”、服饰、辫子、称谓、礼节以及各种规矩等满族人的生活习俗，都在小说中直接展现出来。1949年之前，“老舍先生从不主动说自己的族别，也从不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名道姓地描写旗人。他曾对好友吴组湘先生说，他羞于说自己是满族人。因为他觉得耻辱。主要是因为两条：一是清朝末年，统治者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二是末代皇帝溥仪后来当了伪满洲国儿皇帝，成了民族罪人。这两条对广大爱国的满族人来说，真是奇耻大辱，老舍作为进步的时代青年，更不例外，所以，索性不提自己的族别。”或许，民族出身成为老舍自传难写的首要原因。学者关纪新也指出：“满族人在社会上抬不起头，老舍也就得不到直言描写满族生活的条件。身为作家的老舍，其民族心理时常陷入无可排解的压抑之下。”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老舍在二十年后又想提笔写正红旗下呢?又是什么原因令他无法继续写下去最终止笔?为什么一向不在作品中公开自己旗人身份的老舍，会在正红旗下公开显示民族身份，却又不敢公开这部小说的创作?二老舍之子舒乙曾经以很短但很精炼的话语总结老舍——北京人、满族人、穷人。不过，在十七年时期，老舍身上又多了一个身份“文艺工1952年12月7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发出了关于满族是否是少数民族的意见，明确指出：满族是我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对于散居的满族人必须依照政务院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切实保障他们在各方面的民族平等权利;对于满族聚居区，则须帮助他们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1956年，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上，茅盾做报告说：翻天覆地的政治经济变革，使少数民族人民的“文学潜力”“有了惊人的发展”。同时，作为新中国文化部部长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在倡导“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的同时，也大力对少数民族作家进行扶植和鼓励，蒙古作家玛拉沁夫、敖徳斯尔、李凖、乌兰巴干;彝族作家晋飞、熊正国;白族作家杨苏;回族作家韩统良;壮族作家韦其麟;藏族作家饶阶巴桑等数十位少数民族作家，茅盾都给于过关注与评论。而老舍分别在1956年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和1960年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做的两个报告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和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不仅对“少数民族文学”概念、历史、发展进行了界定，更是长期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指导性纲领。在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中，老舍把“兄弟民族文学”在当代产生的新变化称为“新文学的兴起”。在埋没已久的古籍被发掘整理的同时，“新的文学也生长起来。”“描写革命斗争的、对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和歌颂内蒙人民的新生活的小说、话剧与诗歌相继出现。纳·赛音朝克图与巴·布林贝赫的诗歌，朋斯克、敖德斯尔、玛拉沁夫、超克图纳仁等的小说与剧本都受到读者的欢迎与称许。”其他如新疆各民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等“都产生了不少比较优秀的作品，其中有短篇小说、诗歌与话剧。诗人铁衣甫江和布哈拉等都孽孽不息地进行着创作的劳动，祖农·哈迪尔等在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