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的主要理论孔子“诗可以怨”的理解指诗歌可以对现实中的不良政治和社会现象进行讽刺和批判。它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批判现实的优良传统。后世的许多诗人的作品都有批评现实社会不良倾向的内容，而屈原、杜甫、白居易等人更是在主观或客观上把“诗可以怨”作为自己创作的主要内容或主要追求目标。2、理解“《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提倡一种“中和”之美，它要求从思想内容到文学语言，都不要过于激烈，应当尽量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于直露。3、“气”的理解。“文气”问题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经常提到的一个概念。（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我浩然之气。’”这里的“气”是指一种作者具有的内在的精神品格之美，形成于文章中就有一种“浩然之气”的正气和美而正的言辞。曹丕《典论·论文》中所说的“文以气为主”的“气”则是指作家在禀性、气度、感情等方面的特点所构成的特殊精神状态在文章中的体现。因此，不同的作者的文章就会有不同的个性特点。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提到“才、气、学、习”，主要是指作者的气质性格。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都是比较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所谓“以意逆志”，就是说说诗者（即读者）要根据自己的历练、思想意志，去体验、理解作者的作品，不要死扣字眼，也不要受拘束于词句，曲解甚至歪曲全篇的主旨。孟子的“知人论世”说指读者阅读文学作品应该了解作者的生平经历和作品写作的时代背景，这样才能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与作者为友，体验作者的思想感情，准确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6、孟子的“知言养气”说孟子认为，必须首先使作者具有内在的精神品格之美，养成“浩然之气”，才能写出美而正的言辞。这里的“养气”当是指培养自己的高尚思想情操和道德品格。“养气”了，才能“知言”，即知道如何写出好作品。这种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就特别强调一个作家要从人格修养入手，培养自己崇高的道德品格。《庄子》的“虚静”说强调要使人忘掉一切存在，也忘掉自己的存在，抛弃一切知识，才能自由地进行审美观照，艺术创造力才最为旺盛，才能创作出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作品，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庄子的“物化”说是与他的“虚静”说联系的。在庄子看来，进入虚静状态之后，人抛弃了一切干扰和心理负担，就会忘掉一切，甚至忘了自己，不再受自己感觉器官的束缚和局限，而达到认识上的“大明”。《庄子》的“得意忘言”说指的是言是不能完全表达意思的，即言不尽意。这个理论对文艺创作却影响深远。文学作品要求含蓄，有回味，往往要求以少总多，追求“味外之旨”、“言外之意”，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极其影响“实录”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创作原则。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历述韩非、屈原等人的事迹后，总结说：“《诗》三百，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作也。”提出了“发愤著书”说。司马迁通过分析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的事迹和作品揭示了一个真理：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真正伟大的作品，大都是作家坚持自己的进步理想或正确的政治主张，在遭到反动势力迫害后，为了抗争迫害而坚持斗争、发愤著书的产物。“发愤著书”说对后来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都有很大的影响。《毛诗大序》的“情志统一”说诗歌是抒情言志的，情与志是统一的。情，是感情，志，是志意怀抱。《毛诗大序》强调诗歌“吟咏情性”，但在情志关系上，它更重在志。这基本上是继承先秦“诗言志”的观点，《毛诗大序》的诗“六义”说“诗有六义”的说法：“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风，指风教臣民百姓，并且可以表达臣民心声，讥刺上政。”“赋，用作动词，指铺叙直说。”“比，比喻。”“兴，起的意思。兼有发端和比喻的双重作用。”“雅是正的意思。”“颂，周王朝和鲁、宋二国祭祀时用以赞神的歌舞。在解释风、雅的意义时，接触到了文艺创作的概括性与典型性的特征，所谓“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者，是说诗歌创作以具体的个别来表现一般的特点。《毛诗大序》的“讽谏”说强调文艺批判现实的意义和作用。王充“为世用”强调了文艺应该为政治服务，为社会服务。所以，在他看来，凡是对社会有用的文章，多多益善，无补于社会的则不应该去写。王充还很重视文章“劝善惩恶”的作用，认为文章主要从两个方面作用于社会：一是“疾虚妄”，即对社会上的不良现象敢于进行分析和批判；二是“求实诚”，即纠正当时人们因盲目崇古而摸拟因袭的“虚妄”毛病。使人心归于实诚。对后世文艺理论也产生了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