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留日诗人郭沫若工作报告郭沫若在20世纪初，留日是一个热潮。当时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几十年的努力，已经开始进入现代文明的资本主义时期。有人形容说是“老树接上了青枝，旧囊装入了新酒，浑成圆熟，差不多丝毫的破绽都看不出来了”。[1]这对于仍处在近似中世纪黑暗笼罩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犹如看到黎明的曙光，是非常有诱惑力的。一衣带水之间，共同的文化渊源，使日本对于那些寻求真理，探索出路的先行者们，似乎是可以提供解决问题钥匙的范本。诗人郭沫若以及大多数留学日本的文人一样，生在国家弱小，人民受难的年代。出身于家道中落家庭的他们，既过着富裕生活，又在家国动乱的、萧条的境底下对下层民的生活有实际性的了解。在对苦难人民的生活非常同情的前提下，他们带着强烈的爱国热情赴日留学。当时的日本民族像海绵一样大量、快速地吸收、消化、使用西方文化。首当其冲的是他们当时的教育，绝大多数科目使用的都是西方教材。这种开放性的、西洋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氛围，对中国的留学生来讲，最突出的影响是“读东洋书，受西洋气”。日本的西化教育，是辅于政治的。作为弱国子民留学生，他们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受到强大日本的歧视。留学生在歧视的境遇下继续他们学业的同时，也用火一样热情的诗歌来抒发他们对祖国的思念，对“五四”运动的支持以及对祖国强大的渴望、追求和向往。郭沫若在“五四“时期深受雪莱、惠特曼等浪漫主义诗人的影响，他的诗歌不仅浪漫、热情、豪放还及富战斗激情。从总体上来说，留日诗人的诗歌富有时代、精神解放的气息，具有反抗束缚，反抗压抑的精神。郭沫若最初留日的意图，只是为了逃避国内繁芜的琐事，躲避不幸的婚姻。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偶然的机遇会让生活中从此少了一个平凡的郭开贞，而从此多了一个著名的学者、诗人——郭沫若。1913年12月27日，郭沫若说这个日子是他“没世不能忘的”，在他从四川前往北京投奔大哥时，大哥失意，连二人生活都无法自持，就连郭沫若都想“改行经商，留在家里代替父亲管理家务”，他已经“把什么梦想，什么野心，什么自负的念头都消掉了。有生以来像那时的那样的失望是没有经厉过的”[2]之时，大哥的朋友张次榆来访并提出带他留学日本。在1915年春天，当郭沫若还是东京一高的预科生时，诗人泰戈尔在偶然之间闯入他的心扉。一位与他同住的本科生带回几页油印的英文诗，郭沫若便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阅读了印度诗。泰戈尔的新月集中的岸上(onteSeasore)睡眠的偷儿(Sleep—Stealer)、婴儿的路(av’sWay)和其他几首。诗是没有韵脚而多为两节或三节对仗的，他立即被吸引住了，原来诗可以这么写!一口气把诗读完，欢喜得不知怎么才好。从此，他便成了泰戈尔的崇拜者。以后他多次谈到初识泰戈尔的诗的感受：“那清新牙平易径直使我吃惊，使我一跃年青了二十年!兰时正是泰戈尔热流行的时候，因此我便和泰戈互的诗结下不解之缘，他的新月集、园丁集吉檀伽利、爱人的赠品、译诗伽毗尔百吟(OneundredPoems0air)……我都如饥似渴的买来读了。在他的诗里我感受到诗美以一的欢悦。”[3]泰戈尔的口语化的诗不仅让郭沫若认识到诗的另类写法，也让他的感情表达更为自由。长期旅居国外的孤独寂寞被泰戈尔的诗充实，诗中所展示的“梵”的现实，“我”的尊严，以及诗中所吟咏的“爱”的福音，和他十分合拍，让他感到无限的欢欣与抚慰。他说，从泰戈尔的作品中，“我真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我生命的泉水’一样。每天学校一下课后，便跑到一间很幽暗的阅书室去，坐在室隅，面壁捧书而默诵时而留着感谢的眼泪而暗记，一种恬静的悲调荡漾在我的身之内外。我享受着涅磐的快乐。”在极度痴迷泰戈尔诗歌的同时，郭沫若为泰诗中泛着的浓郁的“清新而恬淡”的诗风所陶醉，在他获得安娜的爱情之后，1918年作了Venus、死的诱惑、新月与白云等新体诗，走上新诗创作的道路。从风格上看，这些新诗自然雅致，冲淡简短，可以判断出这是属于泰戈尔式的。不少评论中都在大谈泰戈尔对郭沫若的影响，但是在我看来，如果我们仅仅简单的从郭沫若的创作中去寻求泰戈尔所施予的那些一时的，短暂的美学效应，那显然只是片面的、浅层次的、表面化的认识。因为郭沫若也说过，这一时期的诗作“所留下来的成绩极少”。从根本上讲，泰戈尔只能说是郭沫若的引路人，他为郭沫若打开了一扇门，那是一扇通往新诗殿堂的门，在毫不犹豫走进去的同时郭沫若又采撷了不少其他诗人的诗作，诗风也随之发生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郭沫若又迷上德国诗人海涅、歌德、英国诗人雪莱和美国民主诗人惠特曼。他大量阅读这些文坛泰斗的原著，在原汁原味的作品的熏陶过程中，在这些西方文艺家的影响下，他的视野越来越广，思想上的觉悟越来越深刻。郭沫若倾慕歌德的“狂飙突进”的精神——激烈的主张反对封建专制，要求个性解放，彻底改造四分五裂的德国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