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诗词中的创新意义在诗歌人才辈出的唐朝，刘禹锡和白居易齐名，文学史上有“刘白”之称。白居易称刘禹锡为“诗豪”，宋代的苏轼、黄山谷也很推崇刘禹锡。刘诗有很大的造诣，他使诗歌题材领域得到拓展和发掘，深化和反驳了传统的主题表现;特别是他的民歌体诗对后世影响极大，使诗歌的体式有了很大的变革和完善，体现了其在诗歌创作上的创新意义。白居易在刘白唱和集解中这样评价：“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其诗处处有神物护持。”明人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也说：“禹锡有‘诗豪’之目，其诗气盖今古，词总华实，运用似无甚过人，却都惬人意，语语可取，真才情之最豪者。”刘禹锡生活于中唐时期，曾两次被贬，在湖南朗州(今常德)和广东连州前后呆了二十多年。这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从三个层面论述刘诗在诗歌创作上的突破和创新。一、纳劳动场面入诗，踏出一条创作唐代诗歌的内容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广泛。山水诗、边塞诗等凡是生活触角可及之处都有入诗者。而刘禹锡在诗歌内容拓展和发掘上更是不遗余力，成就昭然。他在被贬连州时期，主动接触民间，观察社会，察访气候、民俗，致力于劳动场景的描写。这类诗歌题材是盛唐时期山水派诗人未曾涉笔的创作领域。诗人在相和歌辞・采菱行一诗中，以观察生活的独特文学视角记下了白马湖采菱的劳动场面。秋日湖中采菱的劳动景象流于诗人笔端，劳动的欢快和竞争的紧张融在诗歌的字里行间。满湖荡舟的采菱女为了争看谁采得多，顾不上岸边骑在马上看她们的有情郎，不时地挥动船桨左转右走，长衣短裙飘摇着，头钗发钏晃动着，欢声笑语交映着，紧张热闹的劳动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而人们仍然沉浸在白天的欢快中，在富有水乡特色的竹楼里饮酒对歌，通宵达旦。诗人对劳动人民的那份感情通过对劳动场面的细致、深切地描绘体现出来;少有人涉及的新的诗歌创作领域在诗人笔下拓展开来，走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创作新路子。在遭贬广东连州时，刘禹锡和农民交朋友，了解农桑之事，用民歌的形式来直接反映农民生活，写下了以劳动农民为题材的插田歌。“冈头花草齐，燕子东西飞。田塍望如线，白水光参差。农妇白裙，农父绿蓑衣。”诗人用清淡的色彩和简洁的线条勾勒出插秧时节连州郊外的大好风光，在工整的构图上穿插活泼的动态：山岗上的花草看上去整齐有序，燕子穿梭飞舞着，田埂远远望去笔直如线，清水闪着粼粼白光。农妇们穿着白麻布做的衣裙，农夫们披着绿色的蓑衣，白裙绿衣与绿苗白水的鲜明的色彩对比，分外调和。诗人所用笔墨虽淡，却渲染出南方水乡浓郁的春天气息。流动着一种美的意蕴。“时时一大笑，此必相嘲嗤。”这更是把劳动时人们的欢愉和热闹形象真实地表现了出来。诗人用其独到的观察角度和笔法，将劳动人民之间的深厚情感的美好表现和周围环境物态的审美情趣交汇在一起，营造了极具感染力的意境之美，为后人留下了有关这种源远流长而又传播至今的民歌品种的珍贵记录。被贬期间，刘禹锡深入瑶民的生活，写下了莫瑶歌蛮子歌，展示了一千多年前居住在粤北山区的瑶族人民的居住、耕作、语言、祭祀、衣饰、婚姻、市易等等带有浓厚原始色彩的生活习俗，把他们的日常生活各个侧面的细节写人诗中，描写得生动逼真。诗人善于捕捉他们的生活形象。他们的生产方式还是刀耕火种，捕捉野生动物，生聚于深山密林中。由于常受到汉人统治者的歧视压榨，行迹诡秘，惧见生人。历史上能注重描写少数民族生活的诗人寥若晨星，像刘禹锡这样描述具体、视野开阔的诗作就更加珍稀。他的创作笔触涉及前人从未表现的新领域。安徽的方心棣在刘禹锡民歌体诗艺术的探讨中认为：刘禹锡的民歌体诗既具有文人诗的长处，又有浓厚的民歌色彩。民歌色彩与文人诗的韵味融合在一起，使得他的诗作既清新明朗又含蓄华美，既有鲜明的地方情调和浓厚的生活气息，又有强烈的抒情意味。这在我国古典诗歌史上是别具一格的。生活给了诗人灵感，劳动让诗人在创作上得到升华。可以说，正是政治上的失意，让诗人有机会接触农民的劳动;正是诗人开阔的胸怀和坚强的性格，使其以乐观的心态面对现实，将娴熟的艺术表达技巧与民歌的特点相融相映，拓展了新的诗歌歌咏领域。二、以生活苦酒为源，酿出诗歌淳厚甜美生活的不如意并未使刘禹锡消沉和颓废。他以开朗豁达的心胸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豪放不羁、倔强不屈的品格在诗中突出地得以体现。诗人在诗歌创作中一反传统的悲秋、叹老的情感逻辑和思想轨道，不乏创作的热情，又对此进行深化和反驳。诗人以身边清静幽寂的自然境界净化自己的心灵;以周遭欢乐明快的劳动场面感悟生活，用自己对自然和劳动的审美观表达强烈的情感，使自己从现实的困扰中解脱出来，享受生命自由质朴的快乐，宣泄被贬僻居的冷漠孤寂情怀。如著名的秋词二首便是刘禹锡这类诗歌的典型之作。“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涤红出浅黄。试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嗾人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