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蔡锷的政治思想观其政治派别学生201004720525：张敏慧指导教师：吕雪峰摘要蔡锷是民初政坛上一位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军事家。在他34年的短暂生命中，始终热情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特别是在民初政坛的5年时间里，他英勇奋斗——推翻帝制、初创共和，护国首义、再造共和，蔡锷的坚定政治实践在中国民主革命进程的里程碑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长期以来，社会和学术界热衷于对其政治派别的划分。由于目前的学术界对蔡锷思想动机的评价存在很大的分歧，因此，对其政治倾向的划分出现了革命派、中间派、改良派三说鼎立的局面。为了对蔡锷的政治倾向做出深入而客观的评价，主要从蔡锷共和政治思想的初步形成及其贯彻共和理念的坚定政治实践入手，并通过对蔡锷政治派别的探析，揭示出他当之无愧为一名反对帝制的共和派杰出人物。关键词蔡锷共和思想军事实践共和派“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1](P151)这是孙中山于1917年4月12日在长沙举行的蔡锷国葬典礼时的一幅挽联。他以东汉著名军事家班超、马援作喻，高度评价了民初政坛上受人注目的风云人物蔡锷。蔡锷从在时务学堂求学到为维护共和献身，前后不过20年的时间，但却处在民初历史大变动的时期，思想上经历了从维新改良到军事救国、反清革命到坚信共和的演变。他的共和思想虽然未能明确公民权利是民主政治的实质内容，但已经意识到了共和的政治形式，并以自身对军队的实权，真正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君主专制）中发挥了短暂却是重要的作用，从而在中国人向民主政治迈进的进程中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必要过渡性环节。一、蔡锷共和政治思想的初步形成蔡锷（1882～1916），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他生逢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之际。面对这种严重的社会现实，为使中华民族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独立自由、富国强兵，在逐步的政治实践中，蔡锷的思想经历了重大的演变并初步形成了他的共和政治理念。1.1从维新改良到军事救国蔡锷生长在一个清贫的农村家庭，从小就从事简单的农业劳动。幼年时期，家境的简陋并没有使他退缩，反而更加刻苦学习。白天帮助家里人到田野里工作，晚上常常深夜诵读，油尽始睡。蔡锷在这种环境下，不仅培养了坚强的意志品质，而且思想上也没有形成旧特权意识，更容易直接接受新思想。19世纪90年代，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尤其是1895年4月，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后，使全国各阶层为之痛心疾首。康有为、梁启超等著名的仁人志士为变法图存而大声疾呼，四处奔走。这一爱国行为得到思想较为开放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于1897年在长沙创办了时务学堂，由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这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培养维新人才的学校，蔡锷于1898年3月考入了此所学校，由于他学习刻苦、成绩优秀而受到梁启超的赏识。梁启超在学堂大胆宣传民权论，公开宣讲“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至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焉。”[1](P5)梁启超强烈驳斥“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旧礼教，把历代君王斥为“民贼”，认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他呼吁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并在《变法通义》中指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并明确提出中国要变法图强，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梁启超在教学过程中，大力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抨击和揭露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企图通过革新制度来达到救国的目的，这些都对蔡锷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蔡锷在课堂札记中指斥孔子伸君权“流弊无穷”，并在《湘报》上揭露历代的独夫民贼以及训诂贴括的“剥民”，造成今日的“无面无祸，无地不祸，无日不祸，其剥愈甚矣。受祸更不可拯，悠悠千年，何其哀也！”[2]（P185-186）蔡锷进一步认识到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不合理性，主张在中国“益之以西人之法”学习西方的议院之制，认为只有维新改良才能使国家独立、富强，萌生了革新政治、改良图强的志向，从此与梁启超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与日本在东方的崛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激发了许多中国人负笈东渡以探求究竟的意愿。蔡锷在唐才常的帮助下，东渡日本求学。他目睹山河破碎，国势危亡的境况，挥笔写下“拳军猛焰比天高，灭祀由来不用刀。汉种无人创新国，致将庞鹿向西逃。前后谭唐殉公义，国民终右哭浏阳。湖湘人杰销沉未，敢谕吾华尚足匡。而尽国士尽书生，肩荷乾坤祖宋臣。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3](P13)蔡锷提倡的军国民主义，不是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而是要求进行军事改革，以达到富国强兵、拯救民族危机的目的。虽然蔡锷未能明确指出军国民的要素是什么，但他认为如果要想通过军国民达到国富兵强，就必须先陶冶国魂。蔡锷把“军国民”与“国魂”相联系，这在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