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及文学创作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指导思想。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3000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同上)，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辞质而径，辞句质朴，表达直率;言直而切，直书其事，切近事理;事核而实，内容真实，有案可稽;体顺而肆，文字流畅，易于吟唱。──新乐府序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文学创作：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大体上，前三类为古体，后一类为近体。前三类大致以内容区分，但有相交。四类诗中，白氏自己比较重视前两类，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讽谕诗是白诗中的精华。代表作有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这些诗措辞激烈，毫无顾忌，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突出。讽谕诗在形式上多直赋其事。叙事完整，情节生动，人物情节细致传神。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托政治感慨。这两类作品都是概括深广，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晓畅明白。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间通俗文艺的痕迹。闲适诗多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诗也宣扬了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思想。但也有些诗从侧面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解脱。感伤诗以叙事长诗长恨歌、琵琶行最为著名。长恨歌歌咏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婚姻爱情故事，既有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寄讽，更有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伤和同情。琵琶行则有天涯沦落人的遭际之感，且语言成就突出。此二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善于铺排烘托，声韵流畅和谐，流传甚广。白氏还有不少赠酬亲朋篇什，情真意切，挚朴动人。但这类诗中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伤感色彩及度脱尘嚣的佛家思想。杂律诗在白诗中最多，以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山水小诗较著名，白描手法，寥寥几笔，生意盎然。另有一些铺陈故实、排比声律的长篇排律和杯光酒影、艳情风月的小诗，也颇为时人效仿。白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诗的启示。后代剧作家也多有据白诗故事进行再创作，如白朴、洪据长恨歌分别作梧桐雨、长生殿;马致远、蒋士铨据琵琶行分别作青衫泪、四弦秋。白诗词句，也多为宋、元、明话本所采用。白居易不属韩柳文学团体，但也是新体古文的倡导者和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