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省市教育财政分权度对教育效率的影响张哲（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北京100084）摘要：本文利用中国统计年鉴上的省际数据探讨了在伤害教育公平的背景下，财政分权度的加大对教育效率的影响。在衡量教育效率时笔者绕开了教育效果这个比较难以量化的指标而采用了投入法来替代衡量。计量经济学模型表明省际人均教育投入量（教育效率）由人均财政收入以及财政分权度决定：人均财政收入越大，财政分权度越大，对于人均教育投入量的增加（教育效率的提高）越有利。关键词：中国；财政分权度；教育效率；计量模型（一）引言近几年来，关于我国义务教育财政分权度是否过大的讨论已成为学术界以及高层政策决策者所关心的议题之一。虽然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教育权利的下放及相应的财政体制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办学的积极性,使得教育资源能够得以迅速拓展，但众多的研究已雄辩的表明，教育财政分权有如一把双刃剑：教育公平已成为当前分权式教育财政政策的牺牲品（代表性论文见香港中文大学钟宇平和雷万鹏《公平视野下的中国基础教育财政政策》，2002）。与此同时，八十年代初的财政制度改革亦使得关于财政分权度的研究也在理论界繁荣了起来。其中，有我们敬爱的钱颖一教授和Roland从预算软约束的角度所进行的研究（FederalismandtheSoftBudgetConstraint，AmericanEconomicReview，1996）；有从财政分权可能会给经济增长带来动态效益角度研究的(Oates1993;Liu,1997)；亦有从财政分权度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Zhang和Zou(1996)、Ma(1997)以及林毅夫、刘志强结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2000））；另外，还有关于最优财政分权度的探讨《最优财政分权度初探》（梁军、宋迎春，2003）等等。然而，正如Hanushek所言,教育财政中公平和效率是紧密相联的范畴,我们不可能忽视效率问题,仅仅关注教育公平(Hanushek,1993)。既然我们理论界和教育界批评过大的教育财政分权度造成了地区间的教育公平，但是却很少有文献从定量或者统计学的角度检验财政分权度是如何影响教育效率的。在笔者看来，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教育经济学定量研究水平的严重滞后，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课题本身的特殊性：所涉及的教育效率和教育财政分权度的量化问题均是十分棘手的难题，下文笔者试图建立用财政分权度解释教育效率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探讨省际间财政分权度与教育效率之间的定量关系。（二）选择变量和模型的关系形式1，确定模型的变量：教育效率(EducationEfficiencyorEffectivenessorExcellence)是一个十分复杂与模糊(ComplicatedandAmbiguous)的概念，笔者十分用心的在浩如烟海的国内国外的文献资料中查找，最终有些迷惑和无所得的感觉，直觉上感到关于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需要教育经济学非常系统和扎实的理论学习，不是几天出炉的一片小论文所能够达到的深度。在本论文中，找到一个衡量各省市教育的效率或者有效性的量化指标便成为论文的关键与创新之处。笔者冥思苦想、广泛征集意见，并曾经试图用经管学院本科生学分积的省际排名作为衡量省际间教育效率的定量指标。然后这个模型的效果十分的差，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经管学院来自某个省的同学成绩表现比较好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而且在样本很小以及数据可得性非常差的情况下，用这个指标使得整个模型建立举步为艰。研究有时候就是偶然的发现和跨学科之间的相互启发。笔者这学期有幸选到了公共管理学院给研究生开的一门课，叫做《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前沿》，上个星期我们集体进行远程的网络教学，由世界银行印度首席经济学家在印度给大家授课，这堂客的主要内容是GovernanceandPublicServiceDelivery。在回答一个同学问题的时候，这位经济学家竟然就讲到了如何衡量初等教育的效率问题。他说过去的学者在分析这个问题时把太多的精力集中在了教育的产出和效果上，然而这样定量分析的结果非常之差，而且有时因为数据的不可得性，定量分析无法涵盖教育效率更广义的范畴，包括长远效益和外部性，这样给我们研究带来了很多的困难。他本人于是主张我们应当将注意力从产出转到投入上来，采取一种input-orientedapproach，这样衡量起来就会科学准确。于是笔者深受启发，决定采用各省的人均教育投入作为教育效率的衡量指标，这实际上是建立在资金投入越多教育效果越好的假设上，这个假设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成立的，但是在中国的现状下资金绝对是教育质量提高的限制性因素（B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