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异秉》经典鉴赏汪曾祺(1920-1997)是江苏高邮人，青年时代就读于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得到沈从文指点，开始文学创作。但就在他的文学生涯一片光明的时候，突然遭遇中断。上世纪4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整整三十年，除了60年代初写过一点作品，他的创作基本上中断了。汪曾祺在“文革”中曾被“控制使用”，参与沙家浜等样板戏编剧。代人捉刀，虽然日后为他赢得了意想不到的声望，毕竟不是从心所愿，也说明不了他才华的本质。汪曾祺文学真正的再出发，是八十年代初重新执笔，以六十多岁高龄从1980年到1983年连续发表异秉受戒岁寒三友大淖记事故里三陈等名篇，一举奠定了自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是真正的“大器晚成”。相对于当代文坛普遍的“高产”，汪曾祺的创作量很低。1993年在为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文集做序时，他说自己“把作品大体归拢了一下，第一个感觉是：才这么一点!”这话包含着空抛岁月、浪掷生命的遗憾，造化弄人的无奈，但多少也显示了另一种自傲和满足——就凭“这么一点”，他已经永不能被抹煞了。沈从文曾经责怪他的读者，“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汪曾祺应该是这些读者中的一个例外，沈从文的寂寞——浅谈他的散文这样概括乃师小说：“他的小说就混合这美丽与悲凉”——这大概也算是汪曾祺的夫子自道。汪曾祺擅长短篇小说，语言洗练，平淡，强调内敛的深厚，表面上似乎不够丰腴闳肆，但实是他的好处所在，中国文学特有的浮胀豪迈，与他无关。他特别倾心于喧嚣的时代主题之外古老乡镇普通人辛劳而认真的日常生活的平静的况味，发掘岁月所积的风物人情的恒久魔力，既贪恋于浓酽厚重的生活趣味和人性的骄傲，又感叹无法逃避的生命的悲凉。异秉就是极好的一例。异秉是汪曾祺1980年贡献于文坛的一篇力作，也是对1948年旧稿的改写，凝聚了三十多年创作空白期所积蓄的生命体验，充分体现了他在艺术上的追求：他对中国民间普通人坚韧活泼的生命力和生活情味的崇高敬意，对小人物某些无伤大雅的缺点的善意揶揄，绝对避免新文艺腔的一丝不苟的白描，看似略不经意实则匠心独运的谋篇布局，以及语言的精到、分寸、传神。这以后的受戒岁寒三友大淖记事故里三陈顺流而下，将异秉的境界加以扩充、深化，故异秉也是复出后的汪曾祺创作上的一个转折点和新的起点。异秉“重写”于上世纪80年代初，那正是“新时期文学”百花争艳的季节，也是文学和政治意识形态紧密配合的蜜月期。许多重操旧业的中老年作家都主动以自己的创作配合时代主题，比如政治反思、思想解放、人性复归等，有的甚至直接介入当下的政治改革(如农村正在推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所有这一切在异秉中都看不到。诡异的汪曾祺有意将小说的时代背景隐藏起来，任何可能泄露曹雪芹所谓“朝代年纪”的细节都被他细心地省略掉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有意的安排?这只能归结到汪曾祺这个似乎不讲政治的作家在整整三十年的沉默之后对政治的某种程度的看透与规避。没有这种看透与规避就没有汪曾祺，也没有异秉这样的作品。中国当代文学真正在整体上摆脱政治的捆绑而回归文学自身的航道要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汪曾祺上世纪80年代初重返文坛的时候就已经这么做了。他的丝毫不事张扬的先知先觉和大彻大悟，不能不令人钦佩。汪曾祺之后，当代江苏作家群，从苏童、叶兆言、顾前到朱文、韩东、吴晨骏、刘立杆以及移居外地的张生、海力洪、魏微等，个性迥异，又一脉相承：都善于发现人的小卑微、小聪明、小志气、小情趣、小龌龊;直率地写出，满有宽容和怜悯。异秉多少卑微，然而实在，亲切!你岂敢自以为是地凌驾于汪曾祺笔下那些小人物之上?同样，朱文我爱美元把穷人统统打昏，韩东在码头美元胜过人民币和近作扎根我和你小城英雄英特迈往，一律粗，野，俗，穷酸，狭邪，也都令你不可小视。中国文坛向来喜欢虚张声势、掼派头、装门面的货色，其实跟汪曾祺所开创的江苏作家的这个自甘卑微的传统相比，才真是不值一提的。我认为应该对这一群江苏作家脱帽致敬。像他们这样不断地掘下去，多少还能掘出中国生活与中国心灵的某些真实来。相反，如果一味涂抹，粉饰，虚飘，真不知末路会怎样。异秉依次写“王二”家如何与别家不同，王二的卤货摊子的陈设及其生意发展的过程，“源昌烟店”如何逐渐萧条，“保全堂”及其“管事”、“刀上”、“同事”、“相公”之间的森严等级，王二“发达”之后如何舍得听说书和过年赌博——这种平行叙述并没有明显的中心线索(王二似乎是中心似乎又不是)，但我们读时并不觉得琐碎，反而觉得好像一直有个看不见的中心在约束着。最后，似乎在无意之中随便牵出一个闲人“张汉”，分头叙述的各色人等都聚集在他面前听他讲有关“异秉”的事，这在结构上就算圆满了，而先前那个若隐若现的中心线索也终于露出水面，分散的叙述在更加深邃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