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老舍英国的生活工作报告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是正儿八经的满族人，父亲是正红旗，母亲是正黄旗。1899年2月3日，老舍降生在北京西城护国寺街小羊圈胡同一个姓舒的平民家庭，那天恰好是旧历腊月二十三，俗称“小年”，第二天正好又是立春，所以家人图个喜庆，取名“庆春”。满人在大清可是皇朝贵胄，可惜老舍生不逢时，这时候的大清帝国只能用气息奄奄日薄西山来形容了。“庆春”这么个吉利的名字并没有给老舍带来好运，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老舍的父亲舒永寿，是保卫皇城的护军，在巷战中阵亡;十多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逊位，大清帝国也灭亡了，所以老舍在自传中说“三岁无父，十岁无君”，跟寡母、哥哥还有一个同样是寡妇的姑母艰难度日，八岁那年，得到一位刘大叔(刘寿绵，1925年出家，即宗月大师)的资助入私塾读书，三年后转入新式小学，与著名音韵学家罗常培同班。以老舍清贫的家境，是没有能力上大学的，当时的师范学校不收学费，宿费、膳费也免，于是，上了半年中学的老舍考入了北京师范学校。老舍的文章写得漂亮，又是一个很能办事的人，所以师范毕业后被委任为北京公立第17小学的校长，那是1918年，老舍刚刚20岁。由于成绩突出，两年后提升为京师郊外北区劝学员，1922年，又被南开大学创办人张伯苓聘为南开中学中学部教员，1924年夏天，经燕京大学英籍教授艾温士推荐，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讲师。就这样，老舍来到了英国。在老舍为时不长的国外生活中，五年的英伦经历对他来说意义重大。在英国，老舍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什么是西方文化，并以作家特有的敏锐感悟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他的前三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都是在英国完成寄到国内发表的，笔名老舍也是在那个时候首次使用的。因此，归国前的老舍在国内已是声名远扬了，但是，跟那些拿着官费来读书的留学生不同，他必须靠自己的工作来养活自己，生活中的寂寞、独处异乡的种种不习惯再加上伦敦大学菲薄的待遇，让老舍的五年英国生活非常不愉快。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中文部是一个小单位，只有四个教职员，头儿就是曾做过宣统皇帝老师的庄士敦。庄士敦本来在英租界威海卫当文员，后来经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介绍进入紫禁城，成了皇帝的教师爷。一个老外能教中国皇帝英文，不算什么能耐，却是一种值得让人羡慕的资历，也就成了以后向上升的资本。所以，这个庄士敦，虽然中文水平一般，据说连中文报纸都看不来，更别说经史子集了，回国后摇身一变成了伦敦大学的中文教授。以老舍北京人的地道中国话和扎实的国学根底，在这么个半吊子下面做事本来就够憋屈的，更何况这个庄士敦还假充内行，装腔作势地对老舍的讲授计划指手画脚，老舍的怨气就可想而知。老舍虽然是被伦敦大学邀请来授课的，待遇却低得可怜。那时一个平常家境的大学生每年要花300英镑，牛津、剑桥的学生可能会用400—600英镑，老舍的年薪只有350英镑，英国人精打细算的本领可谓高明。这350英镑，除了安排自己的生活，老舍还得把其中一部分寄给老母亲和寡居的姑母、不争气的哥哥维持生活，这样，老舍数着铜子过日子，非常窘迫。据当时跟老舍来往密切的留英学生宁恩承回忆：“一套毕几青色洋服冬夏长青不换，屁股上磨得发亮，两袖头发光，胳膊肘上更亮闪闪的，四季无论寒暑只此一套，并无夹带。”穿着这样的衣服给大学生授课，虽有点难为情，不过在万般无奈之下，也只有处之泰然了。伦敦大学并未给老舍提供住宅，他只能自己找房子。当时的留学生为了省钱，大多数住学生公寓，房东一般都是老太太或者老姑娘，她们的生意算盘拨拉的震天响，拼命从学生身上挤油水。以老舍的经济能力，只能住这种社会最底层的学生公寓了。而反观当时国内的大学老师，生活条件之优越舒适，老舍简直望尘莫及。教授的薪金一般在500左右，是一个普通工役的几十倍，相当于现在的2—3万元，而住所更是高级。萧公权回忆任教燕京大学时说：“我们这一进的正房坐北面南，一排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当中有一个约四丈见方的院子。此外还有浴室、厨房、男仆卧室各一间。我们一家大小四口，加上男女仆各一人，住在里面，绰有余地。我把西边的厢房用作书斋。窗外古藤一架，西府海棠两株，把这三间小屋点缀成读书的胜地。学校早已装设了电话、点灯、自来水、抽水马桶等设备。这样一来，我们的寓所便有‘中体西用’的妙用。”虽然，老舍是讲师待遇，但如果在国内的话，也要比英国强得多。不过，那个时候的老舍是没有资格在国内大学授课的，因为他没有放过洋，没有博士学位，还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半大小子。英国是岛国，四季阴冷，国人来后很不适应。加上英国人喜欢摆绅士的架子，很有点自恋式的故步自封，没有熟人的正式介绍，一般不大愿意和人说话。不过英国人的公民意识比较强，守法、讲理，这一点给老舍的印象比较好。然而，资本主义文明发达的英国毕竟是个商业社会，没有钱是要让人瞧不起的，老舍屡受困扰和刺激，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