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艺术风格及成就论文本世纪上半叶此时学界对王维诗歌风格和艺术成就的评价,主要体现在一些专着和少量的单篇论文中,而且侧重于王维诗中清淡的韵味。傅东华在王维诗·前言中认为,“王维诗中并不寓什么深奥的哲理,也不含什么浓烈的感情;他的好处只在一种清淡而深长的趣味。”杨荫深的王维与孟浩然也指出王维的诗,“可以称得‘淡而有味’四字”,“他在诗中爱用静一方面的词句”,“只是低声吟咏,令人如闻溪流之声,淙淙有韵。”他还将王维的诗歌创作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他三十岁左右,此时他“是一个纯粹的隐居诗人”;第二个时期,是他三十岁之后,此时的诗“多含有一种不平之气”,“这在他作品上表现的,便是‘愁’、‘忧’、‘怜’,便是伤感气味很重的时期。”第三时期,此时王维痛定思痛,诗中又表现出他的“古澹悠远”的趣味了。同样,当时的一些单篇文章也多作如斯观。如小尹在唐朝以来一个最大的艺术家中就指出,王维“是善用胸臆的,利用了诗人的感觉来写出大自然的美妙,不加修饰的建范着潇洒艺术的园亭;自是出尘妙品。”承名世在王孟的优劣中也认为“王的长处是清远隽逸”。方管的王维散论更以诗人的生活过程,以及这过程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来说明王维诗歌“静”的风格之所以产生的必然原因。文章认为王维的成熟的作品大抵都是辋川时期的作品,因为他这时是功成名就身退,于现实社会已毫无不满,对现实社会已毫无要求。于是歌颂安闲幽静的自然景色就成了他的主要工作。但是王维诗中自然景色虽是安静,可也并不极端,并不至于寂寞。总之,寂绝之中稍缀以实有,眼前不见而远处却在,这就是两个妙法,为王维所经常运用,直接的以镇静那其实也并不安静的自然,间接的以调和自然与社会,而真正目的则在于抚慰人们的感情,使之安静而不至于极端。文章最后还说,“王维在中国文学史上,恐怕要算最完全最高妙的实现了‘温柔敦厚’的诗教的唯一的诗人,他的诗作乃是中庸注意的最美的花朵。”五六十年代此时,由于整个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较之本世纪上半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学界开始改变过去较文学作品艺术价值的批评习惯,渐渐重视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这一转变体现在王维诗歌分析方面,就是有一些人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简单地拿王维的田园诗和安史之乱后的杜甫反映社会现实阶级矛盾的作品相比,说他的田园诗是粉饰生活歪曲现实的,甚至说王维的诗歌不但毫无价值反而具有反动的作用,把王维说成是反现实主义诗人。但是更多的学者还是能够结合王维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况,对王维诗歌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作出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在五六十年代的王维诗歌分析方面,陈贻焮发表的论王维的诗、王维的山水诗、山水诗人王维等系列论文,较为学界所关注。他在论王维的诗一文中首先分阶段地探讨了王维诗歌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如他认为,王维的早期诗歌“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方式,通过各种不同的题材的描写”,“义正辞严、直截了当地抨击权贵,为怀才不遇的人们叫屈”;王维后期,虽然在政治上并未和上层统治集团脱离,但是,“从他的一些诗作中,可见他的爱憎并未完全因学佛而泯灭,他的积郁不平,也并未完全为辋川风月所销磨。”对于王维后期的山水田园诗,他的看法是,其中“许多作品的确是消极的,充满了佛老思想和灰色的人生情调”,但是因为“诗人投身到大自然中,从当时污浊的政治空气中苏醒过来,认识到了大自然的美,平添了生命的活力和向上的精神,从而使他后期的诗歌得以从玄言禅意、奄奄一息的低调中一振而起,写出了一些具有独特艺术特色的作品。”他认为王维这方面的成就“不仅在于描写了安适的隐居环境和生活,还在于表现了田家风景与农民生活的可爱”,此外,“他能以开阔的胸襟,劲健的手腕,涂抹出祖国雄伟的崇山峻岭”,“又能用清新的情致、匀润的色调渲染出溪山一角的幽境。”该文最后对王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评价是很高的,并分析了其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成就的种种原因,以及近来得不到重视的一些缘故。其论王维的山水诗则认为王维山水诗的总的艺术特点和优点是:“注意把握并描写客观景物作用于审美主体所产生的浑然一体的整个印象。在具体的艺术表现上,既渲染、烘托总的印象和情绪,又形象地生动地描绘具体景物;既看到全体,又看到局部和个别,以后者为主,以前者为辅,层次分明;既有虚叙,又有实景;既有白描,又有彩绘。在陈贻焮论王维的诗文发表后不久,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教研室在他们撰写的杰出的诗人王维中也对王维作出了高度的评价。他们对当时有些人全盘否定王维诗歌成就的做法提出异议,认为王维诗歌的内容相当复杂,有积极的成分,也有消极的成分,但仍以积极的成分为主。王维在自己的诗作里写出了对进步的政治倾向的歌颂,表现了追求实现这种政治的激情和豪迈的气魄,并歌颂了追求真理实现进步理想的人物和行为。王维是逐渐认识到那个社会的污浊而归隐的,所以在他的某些山水田园诗里不能不打上现实斗争的烙印。在这些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