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过去的15年里，我在研究风险方面得到很多人的支持，这些风险都是我们能叫得出名字的。1974年，美国物理协会主席皮也夫·帕诺夫斯基要求我主持该协会的反应堆安全研究，从而使我选择了这一偏离专业的生涯。我多年前的专业教授和朋友罗伯特·奥本海默先生的渊博学识树立了杰出的典范，因为真正的物理应用正需要这种学识。如果没有他，二战后的理论物理要贫乏得多。在审读和评论过我的部分手稿的人当中，我特别感谢比尔·普雷斯，他审读了书稿全文；感谢比尔·安德斯和查列·米勒，他们审读了飞行安全一章；感谢通用汽车公司研究实验室的几位同仁——鲍勃·弗罗施，迪克·施温和莱恩·埃文斯——他们审读了公路安全一章；感谢乔·凯勒和艾丽斯·惠特莫尔，他们审读了有关有毒和致癌化学物质的章节；感谢迪克·威尔逊，他审读了矿物燃料一章。如果还有什么错误，那当然是我自己的。我的编辑埃德·巴伯实际上详细地审读了手稿，并指出我在写作方面要学的东西还很多。他不知从哪里学会了批评人但又不使人反感的技巧，我非常感谢他。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特别是有其他工作的人）忍受了我在写作时的疯狂和古怪行为。我过去一直认为这些感谢之词只是出于礼貌，但实际上不是。引言我们的周围充满风险，特别是科学和技术带来的许多新型风险。风险已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激起人们对种学进步的普遍不安，煽动家在这样的气氛中春风得意。然而，技术的风险是真实的，而技术的好处也是真实的。我们在现代化学奇迹的包围中度过我们的一生，但我们念念不忘化学污染。我们使用来自核电站的清洁的电力，却又害怕核事故的发生。我们因接种疫苗战胜了许多过去的病害，而使生命得以大大延长，但少数几种疫苗弊大于利的例子被广泛宣传，忧心忡忡的父母常常拒绝给他们的子女注射疫苗以预防已知的疾病。商用飞机的速度使我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只用几小时就跨越全国，这比我们驾车走同样的路程要安全10倍，但我们却担心飞机晚点。对饮用水进行氟化处理使得龋齿成为过去，但对化学物质的恐惧剥夺了氟化水给全国带来的许多益处。技术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同时也带来了风险——特别是那些未知的风险。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利弊共存的问题。知道我们在得到益处的同时要付出代价，包括要承担风险是好的，然而风险和益处都难以估计，即使对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专家来说也是这样。在上述所有例子中，都既有真正的益处，也有真正的风险。由于它们难以比较，我们常常在权衡利弊时做得很糟，即接受了那些没有必要，但对我们来说较为熟悉的风险，而同时又夸大其他形式的风险。大部分人可能会同意，如果没有报偿，我们经受风险就毫无意义；甚至还可能会同意，如果报偿较大，我们就应该接受大的风险。如果我们的祖先中无人愿意承担风险以取得可能的成就，那么人类的历史就非常可悲了。风险是我们为成长付出的部分代价，几乎所有的父母都知道这一点。有些琐事把我们吓得不知所措，而一些真正的风险却不使我们烦恼。许多人为1000年后可能会泄漏储存的强放射性核废料（目前的环保局标准要求1万年无泄漏）而苦恼，却对美国每年大约有1000人触电而死的事实熟视无睹。没有反对电力的群众示威，没有一个带有呼吁降低配电电压演讲的摇滚音乐会，尽管较低的配电电压能减轻触电事故的危害。（大部分国家使用高于我们的110伏的家庭配电电压，以此得到经济上的利益。）闪电每年要杀死大约100名美国人，但只售避雷针远远不是肯定的致富之路。一个最惊人的有关风险的例子——吸烟，已被人们开始严肃地对待，正如它本该被严肃地对待那样。吸烟每年杀死将近40万美国人，每天1000多人。美国人中每死亡5人，其中之一必是死于吸烟。诚然，自从医务总监颁布那份证明吸烟引起肺癌的著名报告以来，20多年中美国的吸烟率逐渐下降，1971年是高峰，但我们的进步缓慢。难以理解的是，许多医生仍在吸烟，所占比例和全国成人的30％一样。如果我们在因吸烟而夭折的每个人身上花费与煤矿安全方面同样的经费，美国就再也没有钱干别的事了——这将花掉整个国民生产总值。我们每年甚至付出300亿美元以上的钱来购买香烟。这比我们估计花在非法毒品上的1000亿美元要少，对于后者就不必多说了。事实上，吸烟尽管在美国有所减少，但作为一个全球问题它却在加剧。在第三世界，吸烟的增长率高于人口增长率，在非洲是人口增长率的两倍。在社会劳动大军中，吸烟在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当中比在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当中普遍，在蓝领工人中比在白领工人中普遍，在黑人中比在白人中普遍，等等。也许在那儿也像这里一样，这个问题己引起社会关注。本书意在提高公众对风险估价和风险管理的困难的认识，为公众理解这些问题提供帮助。本书的对象是有理解能力的读者，而不是专家。尽管风险有许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