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第PAGE16页共NUMPAGES16页第PAGE\*MERGEFORMAT16页共NUMPAGES\*MERGEFORMAT16页传媒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2006年3月5日，中国政府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五年规划纲要草案中，优先的问题之一，便是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基础建设投资的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成为一项历史任务。就传媒在这项任务如何发挥作用而言，需要传媒业界、新闻传播学界、政府三方面的合力。一、传媒业界：积极参与、提供新思想新农村建设包括修建水利设施、实施防洪、防旱对策、完善输电网和通信网、在农村免除义务教育的学费等一系列措施和目标，因此很多人将我们的新农村建设与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的“新村运动”相比较。的确，韩国的“新村运动”与我们今天的新农村建设在实质上是有相似之处的，前者是“一场由政府发起的、以缩小城乡差距、改造农村、造福农民为目的、以倡导‘勤劳、自主、合作’精神为核心，开展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村庄建设项目和提升农民文明素质的思想教育为载体、物质文明建设与伦理精神教育互动的农村现代化建设运动。”[1]在新村运动中，韩国媒体起到了很大作用。“在运动刚开始时，政府在没有寻求新闻工作者和作家支持的情况下在整个农村地区实行新村运动，当农村的居民积极参加新村运动时，很少有记者对新村运动进行报道。当政府试图将新村运动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运动时，就需要在社会各界人士中形成一种共识，新闻工作者和作家们对这项在农村实行的所取得的惊人的成果的宣传将是很重要的支持。”[2]因此在1974年－1980年参加新村运动培训的高级官员及社会精英分子的职业分类中，新闻工作者及作家有602人（总数为10513人），是继教授（2272人）、牧师和僧侣（782人）之后的第三大类人群。“大多数是报社、电台或者电视台的管理者或高级职员。”这些对新村运动有了深刻认识的精英分子所带动的韩国媒体不仅仅是宣传了运动成果。“快速方便的大众媒体，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农民阶层中影响着他们如何最有效的利用有限的资源来获得最大的现金收入，并能赶上城里人日益增长的生活水平。这产生了他们极大的兴趣去学习更多关于农产品定价的策略、农产品的市场改革、经济作物和畜产品的生产饲养技术。对农民的训练课程随着他们需求的变化进行调整。”[3]这些农民观念上的变化，离不开韩国媒体对新村运动的深刻认识和参与。我们在新农村建设中渴望看到的农民观念变革，也同样离不开媒体对新农村建设的深刻认识和积极参与。因此我们需要改进的方面至少有以下几件：1．从单纯的“反映”功能到建设性作用2000年，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给国务院领导的信中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农民问题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也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正是媒体对“三农”问题的持续反映和呼吁，农村这一被遗忘的角落和农民这一被忽略的社会群体才重新回到社会的大视野中，今天提出的建设新农村的规划，也正是建立在对农民问题的真实认识基础之上的，这些真实的认识离不开媒体的反映。反映固然重要，但是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更需要建设性的报道。所谓建设性报道，是能够对农村的现代化起到积极作用的报道。南京师大新闻学院方晓红教授在研究农村与传媒时认为：“推动一个社会或地区的现代性增长的因素非常多，大众传播媒介不是唯一因素，也不是第一因素，但在大众传播媒介如此发达的时代，尽管它不是唯一也非第一却是不可忽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4]关于这种认识，此前已有很多学者谈到，例如现代化的理论家阿历克斯•英格尔斯所描述的：“大众媒介给人们带来有关现代生活诸多方面的信息；给人们打开了注入新观念的大门，向人们显示新的行事方式，显示有助于增进效能感的技术；启迪并探讨多样的意见，刺激并加强对教育流动性的期望。歌颂科学，为技术大唱赞歌。所有这一切在能够接受外来影响的人那里，将会导致更多的现代性。”[5]显然，媒体不能仅满足于一般的沟通消息，而要成为改变农村落后观念意识的理性力量，像韩国媒体在新村运动中所做的，能够激发农民学习先进技术的兴趣和欲望，能够使农民通过报道得到启发和教育，能够最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来获得最大的现金收入。其实，媒体的这种建设性作用已经在部分农民中有所体现。安徽省含山县半湖村的260户蟹农，从（中央电视台）七套节目中获知香港市场河蟹需求旺盛的信息后，立即多方联系，最后与香港创业集团签订了1.2万亩的无公害河蟹订单。和县菜农多年来只习惯种植辣椒、茄子和西红柿。七套节目开通后，他们跟着电视引新品，调结构，仅早春菜就改种了彩椒、瓠子、樱桃番茄等20多个品种。在安徽，这种“看着电视种田，盯着市场挣钱，依靠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