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规定的缺陷性与“执行难”一、“执行通知书”的法律适用问题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20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人民法院在决定受理执行案件后，进行强制执行前，应当先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其在指定期间履行，预期不履行的方可执行。“执行通知书”作为执行的前置程序，无论从宏观调控的理论，到实际执行操作的微观应用，都需要重新考证，否则，理论难以应用于实际(执行通知书流于形式的现象普遍存在)，带来的副作用很大。如：第一，有损国家法律的尊严。已生效的法院裁判文书是经过法定程序、代表国家法律所制作的具有法律现实意义的司法文书，本身就具有权威性(依法裁判)、时效性(裁判文书生效之日即是执行之日)和强制性(不自动履行法律义务即可执行)，如向被执行人再发执行通知书，新的执行期限与生效法律文书履行期限相抵触，其法律的严肃性和即时履行性难以落实;第二，为不愿履行法律义务的被执行人提供了转移财产、逃避执行的时间和机会(托人情、找关系、外出躲避)，不利于执行，妨碍执行，导致执行难;第三，限制执行人员手脚。因向被执行人发送执行通知书是强制执行的前置程序，对于那些故意躲避、有意转移财产的被执行人和实施地区、部门保护的某些机关来说，无疑是向执行人员发起冲击的“法宝”。在执行实践中，执行人员既怕被执行人转移财产(无财产可执行)、躲避执行(下落不明)，造成案件无法执行，又怕因执行程序违法，而受到不应有的责难甚至处罚。在众多的执行抗法事件中，执行人员为维护法律的尊严，不惜生命，只因条件所限或无法预料的原因，发生争执，就被“法律”抓住不放，讨不回公道，故限制了执行人员的手脚;第四，影响司法公正，不利“法治”建设。时间就是金钱、就是效益，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司法文书，只要送达到被执行人，其履行期限就已注明，如在生效法律文书规定期限后再重新给予一个执行期限(没有法定期限，执行人员自由裁量)，既造成申请人误解法院对被执行人法外施恩，有损司法公正，也因“法律白条”的“献身”说法，实现法律保护权益形同虚设，在时间与效益的市场经济法则中，利用“黑势力”保护就不可避免;第五，不能取得良好的执行效果。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法律的威力也在于执行。因“执行通知”限制、妨碍了执行实践操作，复杂了执行程序，不符合国情(地方、部门保护严重，托人情、找关系普遍存在)等问题，致使执行难上加难，造成虽然案件执行完了，但因执行所用时间及耗费精力的现实问题，并不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实际应用、操作问题我国《刑法》第313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拘役或者罚金。第314条规定：隐藏、转移、变卖、故意毁损已被司法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1)“有能力执行”：是指根据查实的证据证明，负有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义务的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具有履行特定义务的能力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才能追究刑事责任;(2)“情节严重”：是指在人民法院发出“执行通知”以后，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依法查封、扣押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转移已被冻结的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行为。在审判执行实践中，一些被告人把在法院主持下与原告达成的调解协议，当作应付法院和原告的缓兵之计，根本不打算履行调解协议。这样的调解书当案情需要强制执行，加大执行力度时，因为刑法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依据，只限于判决、裁定，执行人员就不能依照刑法，追究不履行调解协议被执行人的刑事责任。因此，追究被执行人刑事责任的执行依据范围，应扩大为生效的法律文书，不仅包括诉讼案件的判决书和裁定书、调解书，也包括非诉讼案件中的行政决定、裁定、仲裁、被依法赋予强制执行的债权文书。打官司要求谁主张谁举证，符合审判实际，也利于操作，但在执行中，对被执行人的举证责任没有要求，却对执行人员依法追究被执行人不履行判决、裁定罪，限制过多。如：要求执行人员查实证据，判断被执行人是否“有能力执行”后，将案件先依法移送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立案查处，再由犯罪行为发生地的人民法院管辖。送达“执行通知书”作为执行的前置条件，存在的问题前面已述就不说了。执行人员身处异地，孤立无援，发现被执行人财产，如不及时强制执行，只有空手而归，如果调查取证，证实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也具备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条件，因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客观存在，将案件先依法移送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立案查处，再由犯罪行为发生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几经周折，执行人员功夫没少下，时间没少搭，差旅费没少花，但结果却是一慢、二软、三轻。对暴力抗法事件的策划者、领导者、组织者和主要骨干的法律制裁不到位，查处不力，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