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公安题材长篇小说综述篇一：80年代小说综述80年代小说综述新时期文学（1977—1989）是经历了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之后重新崛起的文学，也是处于改革开放中不断变革的文学，期间，中国作家被压抑的创作生命力迅速喷发，使得80年代小说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单一走向了多元。整个80年代是20世纪末期中国小说家热情最为高涨、探究最为积极、所获得的实绩极为可观的10年。同时，80年代小说显示出潮流的特征，先后或同时涌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一、伤痕文学伤痕文学是新时期出现的第一个全新的文学思潮。社会主义新时期是以完全否认文化大革命为历史起点的，而伤痕文学是文革后清算文革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最直截了当反映，当时政治上、思想上拨乱反正在文学中的影射。那一场历经十年的浩劫对灵魂的摧残尤其容易造成惨痛的心灵创伤，但这只有在挣脱了精神枷锁、真正思想解放之后，人们才能认识到这“伤痕”有多重、多深。这是伤痕文学喷发的历史根源。伤痕小说作为1977—1980年间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以四川作家刘心武的《班主任》为发端。小说一经在《人民文学》发表，立即引起轰动。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青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有的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小孩”的时代呼声，与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小孩的呼声遥相照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化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然而“伤痕文学”的名称，那么源自卢新华登载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小说提醒了文革悲剧，展示文革给人们造成的生活苦难和精神创伤，控诉“四人帮”极左毒害的小说创作潮流。它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峻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进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在当时，产生较大社会反响的伤痕文学代表作，还有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小孩》、王蒙《最珍贵的》、王亚平《神圣的使命》、陈国凯《我该如何办？》、孔捷生《在小河那边》、韩少功《月兰》、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和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作为刚刚摆脱的文革僵死的创作方式的文学先声，“伤痕文学”的局限又是十清楚显的。首先，“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否认不够深化。它只是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调查浩劫产生的缘故，而缺少对传统文化心理、封建认识的分析；其次，“伤痕文学”显得十分幼稚，许多小说中的语言明显带有文革左倾的印痕，同时作者对作品的情感表露趋于浅薄；第三，“伤痕文学”作品中尽管出现了悲剧认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只是停留在悲剧的第一个层次上，作品一味注重凄惨故事的表达而无视了对人格的刻划；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伤痕文学”方式化的喜剧结尾。由于当时的政治方式和思想环境尚未明朗，文艺界仍然存在着“写暴露”、“写悲剧”的禁忌。同时大多数作者仍然难以摆脱以往“左”的创作观念的惯性妨碍，因而往往在结尾参加一个“前途光明”的机械性预言或大团聚式的喜剧性结局，以致淡化了悲剧效果，妨碍了作品的深化性。——《蹉跎岁月》(叶辛)但伤痕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开辟性意义，是文学冲破极左思潮全面复苏的信号，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现实社会咨询题，在美学风格上张扬和确立了丰富的悲剧认识，是社会主义当代文学第一批悲剧文学，具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文学的性质。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强化。二、反思文学还在伤痕文学兴盛之时，一批敢于考虑、富有人生阅历的作家，尤其是一批由于我们党和国家在革命进程中的失误而历经坎坷的作家，就领先提出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对历史进行悲剧性的反思，创作了一批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和历史深度的作品。作家们从政治、社会层面上复原“文革”的荒唐本质，并追溯到此前的历史，从一般地提醒社会错误上升到历史经历教训的总结上，和伤痕文学相比，其目光更为深邃、清醒，主题更为深化，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被称为“反思小说”。在50年代曾以《百合花》蜚声文坛的作家茹志鹃，于1979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被视为“反思文学”的起步性标志。反思文学的特点是具有较为深邃的历史纵深感和较大的思想容量；理性思辨色彩浓重；文体认识加强，是新时期文学自觉的开场。它的作者大都是“复出”作家：如王蒙、李国文、从维熙、张贤亮、方之、高晓声等，他们都擅长通过对个人命运的表达表达对刚刚过去的历史灾难的考虑，试图提醒诸多人生悲剧产生的缘故。反思的内容是对共和国初期至“文革”时期历史、社会、个体命运进展批判性考虑。反思的对象较广泛，干部、右派、知青、农村、军营生活、商人、“内奸”等在文革中的命运。反思文学的主要作品有：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