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PAGE\*Arabic\*MERGEFORMAT10页共NUMPAGES\*MERGEFORMAT10页隋代政治环境及对农业经济影响一、引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反过来集中表现经济。经济与政治之间存在一种复杂的互动型动态关系，彼此相互影响，并非单方面地制约与影响对方。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政治对经济往往具有反作用，且反作用往往又相当明显，并通过国家权力来实现。尤其是在古代，政治的影响力特别突出，人类社会的几乎所有领域皆为政治所掌控，社会经济基本依附于政治而存在，并在浓厚的政治环境和氛围中发展。马克思曾经指出，既往人类社会的国家，“政治国家就是国家的内容”。［1］283经济受到政治的胁迫而失去自由，对经济发展和政治环境本身带来了双重影响，辖制的不单单是经济的前行和发展，同时也裹住了政治自身的手脚。这在我国古代的社会发展进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凸显出鲜明的“政治泛化”表征，即“政治地位高于一切，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扩张，对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冲击力和渗透力”。［2］6在我国漫长的古代社会，皇权专制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一段历史时期的经济能否发展，与皇帝本人的作为关系极大，因为他们的作为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政治环境，而政治环境的好坏又往往直接制约着那个时代的经济走向。隋代山东地方农业经济的发展，就明显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隋代时间不长，历隋文帝和隋炀帝两代皇帝，而文帝和炀帝时期的政治统治和政治环境截然不同，并由此带来了隋代前后迥乎不同的经济发展现状和表现。文帝时期，政局和社会稳定，创造了“开皇之治”的繁盛局面；而炀帝时政治腐朽，民怨沸腾，则断送了隋运。前后政治环境的明显变化和反差，使山东地方农业经济发展随之波动。二、隋代山东的政治环境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杨坚夺取北周政权，建立了隋王朝，史称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军南下灭陈，统一中国，从而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动乱。隋代地方机构实行州县两级（炀帝时改州为郡），当时设在山东的郡县主要有济阴郡、东平郡、济北郡、北海郡、齐郡、东莱郡、高密郡、鲁郡、琅琊郡、武阳郡、平原郡、渤海郡、清河郡等，另外，彭城郡的滕（今滕州）、兰陵（今枣庄东南）、方与（今鱼台）县，下邳郡的郯（今郯城）县，东郡的离狐（今东明）县，梁郡的楚丘（今XX县区东南）县等，都在今山东。（一）隋文帝统治时期隋文帝统治时期，他与各级官吏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山东地区政治比较清明，社会较为安定。在地方，官商勾结是最严重的吏治腐败，他们沆瀣一气，违法经商，垄断市场，哄抬物价，巧取豪夺，牟取暴利，阻碍了地方经济的正常发展。对此种现象，朝廷皆予以严惩。如卢贲为齐州刺史，“民饥，谷米踊贵，（贲）闭人粜而自粜之，坐是除名为民”［3］1143。张威为青州总管，“颇治产业，遣家奴于民间鬻芦菔根，其奴缘此侵扰百姓。上深加谴责，坐废于家”［3］1379。隋文帝对行扰民伤财之事颇为谨慎。开皇九年平陈后，群臣皆请封禅，文帝坚决反对说：“而今以后，言及封禅，宜即禁绝。”［4］5522至开皇十四年，晋王杨广又帅百官扛表，固请封禅。文帝于是命牛弘制定仪注，看后说：“兹事体大，朕何德以堪之。但当东巡，因致祭泰山耳。”［4］5547于是改封禅为东巡；至齐州后，筑坛于泰山，略具礼仪后，即起驾返京。如此就减少了对沿途百姓，特别是对山东地区的骚扰。慎用刑罚，申明冤狱，既是地方廉政的表现，又是稳定地方治安的举措。薛冑为兖州刺史，“及到官，系囚数百，胄剖断旬日便了，囹圄空虚”［3］1387。辛公义为牟州刺史，“下车，先至狱中，因露坐牢侧，亲自验问。十余日间，决断咸尽，方还大厅。……事若不尽，应须禁者，公义即宿厅事，终不还閤”［3］1682。王伽为齐州行参军，送流囚李参等七十余人到京师，行至荥阳，哀其辛苦，尽脱除其枷锁，并约定到京日期，流人感动，无一人误期。文帝闻之，下诏嘉曰：“……若使官尽王伽之俦，人皆李参之辈，刑厝不用，其何远哉。”［3］1686通过隐瞒户口以转嫁赋税，是地方豪强普遍使用的手段，而隐漏户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强家收太半之赋”的佃农。这种现象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对此现象，文帝采取了清查户口的措施，使隐漏户口成为“蒙轻减之征”［5］典四二中的编户，这样既保证了政府的赋税收入，又抑制了豪强对农民的多余剥削，安定一方。如乞伏慧“拜曹州刺史。曹土旧俗，民多奸隐，户口簿帐，恒不以实。慧下车按察，得户数万。……岁余，转齐州刺史，得隐户数千”。［3］1378发展生产，是政治内容中重要部分。隋文帝和地方官员颇有作为。薛胄为兖州刺史，“……先是，兖州城东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泛滥大泽中，胄遂积石堰之，使决令西注，陂泽尽为良田。又通转运，利尽淮海，百姓赖之，号为薛公丰兖渠”。［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