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女性的觉醒与成长—论王安忆作品中女性形象女性的生存环境女性社会意识的缺失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女性的地位一直处于缺失状态，甚至可以说，女性在我国传统社会是没有地位的，所有的生存价值都是以男性作为标准来制定的，而女性的价值没有得到该有的体现，出现了男尊女卑的负面状态，这种现状的根源是当时社会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农耕社会及其较低的生产力水平所致。在这种社会情况下，男性就成为了主要的劳动力，他们要负责在外劳作，支撑整个家庭的开支，要赡养父母和抚养子女，在古代社会中通过对子女教育不同而区分男女的社会地位，比如不支持和鼓励女性读书，以女性操持家务为价值导向等，进而维持以男性为尊的社会体系。这种情况在先秦时期就已经确立，许多经文予以记载，例如《诗经・小雅・斯干》中就描述了不同的待遇状况：如果生了男孩，就可以赐给玉佩和衣裳，并且睡于床榻，百般喜爱，期待其成为君王。而生了女儿就感到颜面全无，将其放在地上，“载衣之锡，载弄之瓦”，不教授礼仪，仅仅提供饮食，父母不加以管教。男子的教育是忠孝仁义，为的是培养他们的阳刚气概，为国家做贡献；对女子的教育是希望她们温柔贤淑，能相夫教子做一个好媳妇。在秦汉时期儒家将阴阳的观点与政治统治的理念相结合，提出的“三纲五常”的理论框架。他们认为夫妻必须以夫为尊、君臣必须以君王为尊，父子必须以父亲为尊，并将这种意志以上天意志的意志，结合政治统治的加以推广和实施。所以，根据这个理论推行和实施，妇女逐步成为男性附属，缺乏独立的生活和政治地位，由于政治的强硬性和思想上的禁锢，女性女权意识逐步被淡化和绝对化了，社会地位荡然无存。这一点在前秦的诏书中体现得十分明显。诏书中规定，妇女未经批准不得在都城五百里范围内乘坐马车，不得穿戴金银和锦绣，不得经商、奴隶买卖等活动，如果触犯，将被丢弃于集市，甚至处死。由此可见，妇女的社会地位极地，与奴隶相近、受人鄙视的商人列为一类，违反者处以死刑，国家对妇女的歧视程度可见一斑。在我国古代对于女性的要求就是“卑弱”，她们必须依附于男性，东汉的《女诫》就系统的规范了当时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和行为，这是班昭系统总结历史中已有的关于女性角色和行为书籍和典范的结果，侧面反映了当时女性卑弱的现状。在他的著作中指出女性需要做到恭谦（恭敬而谦让）、忍让（优先满足男性食物等物质需求，委曲求全）、本分善良（安于现状，遵纪守法，不争取名利，不能搬弄是非）等，实现“常若畏惧”，以卑弱姿态立身处世。女性无法在社会上获得应该有的权利，女性由于先天生理条件的限制，许多需要力量的工作无法执行。这就导致女性的社会作用无法充分的发挥出来，因体力、力量等因素无法与男性相提并论，对家庭和社会的贡献就决定了她们无法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与此同时，由于政治统治由男性主导，政策也是维护男性的男权社会，比如家庭财产继承必须由血缘关系的男性后代，妻子、女儿等女性均没有继承权的权利。加上言传身教的影像，营造了出一种女性作用小、须谦卑处世，只能扮演着操持家务、照顾家人、传宗接代的社会环境。由于女性地位的原因，女性的优势、贡献都没能很好的承认和发挥。当时社会中的宗教、法律、民风传统等都剥夺了女性的自由、生存和个人发展的权利，禁锢了意识，受到阶级和性别压迫。男权社会的产生发展从小就听着女蜗补天的故事长大，而在当时我国其实是母系社会，只不过在后来男权逐渐把女权主义取代，从黄帝开始到秦王嬴政建立秦朝统一了中国，在这个阶段中经历了好长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其实就是女权慢慢地向男权过渡的阶段，有些不为人所熟知的历史就是古人在群居生活的时候都是以母系社会为基础，此时的后代无论男女均以母亲的姓氏作为他们的共同姓氏，但无法区分不同的子女，为了更好的区分，这才将父亲的姓氏加在姓氏之中。后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发生了较大的转变，男性的作用逐步加强，母系社会逐步发展为父系社会，因此，沿用母亲姓氏的传统逐步淡化，更多的采用父亲姓氏来进行社会活动。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秦国统一全国，正式确立男性的优势地位，父系社会男权特征发展到新的阶段。汉族的男人们始终充当面朝黄土背朝天进行耕种和收割的主要劳动力，除此之外，所谓的看家护院、保家卫国等暴力行径与战争更是需要男人们去为之献身。固然，把男女两性相比，男人的智力比女性要高，这的确是一个客观事实。在社会生活中，男权的形成首先基于男性在体能上比女性具有明显的优势，并且在智慧普遍的高于男性，即使在世界范围内，男性的文明创造力以及文明程度，对于社会的整体文明的发展有着比女性更重要的影响，但是我认为导致这些原因的并非是男女性先天生理上的差异，而是这个社会没有给女性应该有的权利与对待，当女性为男性生下子嗣的时候，女性可以说是将身上一半的能量都消耗了，就好比神话中修炼成仙损耗了一半修为一样，是很难再修补回来的。二、女性意识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