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与鲁迅论战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和梁实秋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文学与翻译的激烈论战，论战震撼了当时整个文坛，持续时间长达八年之久。不仅如此，这场论战还史无前例地涉及到了诸多方面的问题，如文学作品中普遍的人性、文学的阶级性、文学批评的态度、翻译的标准等等。除此之外，论战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它一开始就掺进了政治斗争的敏感因素，而这一点无疑会使论战双方的态度变得严厉甚至敌对起来。事实也正是如此，在鲁、梁论战过程中，两人“一个似匕首、投枪奋勇向前，一个则如丈八长矛大摆天门阵”，其战辞之激烈，战文之繁密，实为中国文史所罕见。鉴于论战内容太过宽泛，论战背景极其复杂，本文拟尽量避开与政见有关的种种纠葛，只就论战所涉及到的翻译问题进行穷原竟委的分析，分析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翻译论战中的几个焦点问题上。鲁、梁翻译论战始于1929年9月10日梁实秋发表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这篇文章发难的对象是刚刚出版的文艺与批评一书，文艺与批评是鲁迅从日译本编译的苏联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评论集。在译者附记中，鲁迅这样写道：从译本看来，卢那卡尔斯基的论说就已经很够明白，痛快了。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通过详细分析，我们可以从这段话里找出鲁、梁翻译论战所涉及到的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第一句话是说本书不是直接从俄语翻译的，这将引出下文中的“重译问题”;在第二句话中，“译者的能力不够”是自谦语，“中国文本来的缺点”才是中心内容，它将引起下文中的“翻译与汉语的发展问题”;最后，鲁迅重申了本书所采用的翻译方法，也即自己历来所坚持的“硬译”这一翻译标准，它又将引出下面首先要讨论的“翻译标准问题”。一、关于翻译标准问题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中，梁实秋指出，鲁迅先生的小说和杂感文笔是极为简练流利的，而他的翻译却离“死译”不远了，或者说根本就没什么区别。这里所谓的“死译”，实际上是针对“曲译”而言的，“死译”和“曲译”分别是“直译”和“意译”的极端表现形式，历来一直被译界所深恶痛绝。梁实秋当然也英雄所见略同，他在文章的开头首先引用了陈西滢论翻译中的一句话：“死译的病虽然不亚于曲译，可是流弊比较的少，因为死译最多不过令人看不懂，曲译却愈看得懂愈糟。”明眼人一看便知，陈氏这里只不过是在以讥讽的口吻点明死译和曲译实则是半斤对八两，死译与曲译之风一样断不可长。而在接下来的辩论中，梁实秋一方面认为曲译断乎要不得，另一方面却又从反面入手，指出一本书决不会从头到尾的曲译，并且部分的曲译即使是害人不浅的错误，“读者终究还落个爽快”，而死译一定是从头到尾的死译，读了也等于不读;“况且犯曲译的毛病同时绝不会犯死译的毛病，而死译者却有时正不妨同时是曲译”。梁氏如此阔论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给下文作好铺垫，但他却于无形中犯了操之过急的毛病。我们知道，误译有悖于原文语意，传递的是错误信息，而作为不懂原文的读者，则很少能对这些错误信息加以识别，就此而言，上了译者的当，受了译文的骗，读者即使“落个爽快”，其危害无疑更甚于“令人看不懂”的死译。此外，从客观上讲，犯了曲译的毛病，不见得绝不会犯死译的毛病，诚如“死译者有时正不妨同时是曲译”，我们同样可以说，曲译者有时正不妨同时也是死译。显而易见，梁实秋的这些论断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也正因为如此，当他从文艺与批评中挑出三段译文，并指出“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时，即遭到了鲁迅先生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强有力的反驳：梁实秋的这些话，“在我也觉得是废话”，他认为要读这样的书，就是要“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但“地图并不是死图”，而“硬译”即使离“死译”不远，照此类推也就和“死译”有了些什么区别。其实“硬译”这一概念对鲁迅和梁实秋来说是具有不同含义的。鲁迅将自己的翻译谓之“硬译”，显然并没有任何贬义，而只是把它作为“直译”的代替说法，这里的“硬”字，实际上是针对某些句法词法而言的。他指出如唐译佛经，元译上谕，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而一经使用也就懂了，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需新造，或者说是硬造，新造硬造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由此可见，鲁迅之所以要提倡“硬译”，无非是想更加忠实于原文，也就是对原文的“信”，至于他后来提出的“宁信而不顺”一语，只不过是针对“宁顺而不信”所表现出的暂时的意气用事罢了，因为他接着又进一步指出，这里的“不顺”，并非指要像赵景深那样把“天河”译作“牛奶路”，而是“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