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风格与叙事艺术一、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风格小说的散文化淡化了情节，不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所呈现的是原生态，抒情性无疑是散文化小说的最显著特征。此外，现代以来的散文化小说打破了小说结构的戏剧化传统，忽略结构剪裁，淡化情节事件，随意着笔，这种“非戏剧性”的写作使小说创作更为自由和灵活，是散文化小说的另一个特征。在汪曾祺的笔下，人与人、人与自然，无不呈现着平和、安详，声音、色彩、神情、动作都是静静的，带着怀旧、隐逸的调子。汪曾祺的小说就以这样独特的散文气来绘人、叙事，情节虚实相间，艺术氛围平淡安静，呈现出温柔敦厚的美，具有明显的散文化的特征。(一)关注点往往是小事而非重大题材汪曾祺认为“在散文化小说(二)淡化情节中国的古典小说，在结构上往往都经过(三)虚化人物汪曾祺的小说中事件的铺叙只是为了衬托氛围，作品中的人物也只是小人物，过着简单、平凡的生活，他们身上被没有被寄予某种重大的意义，也没有复杂的心理描写。汪曾祺曾提出“气氛即人物”，这一主张突出了(四)小说结构松散汪曾祺认为散文化小说最明显的特征是外部结构松散，他曾这样说自己的小说：“我的小说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4]虽然汪曾祺的小说就如自己所说“为文无法”，但在他悠悠然的叙述中，情节、人物都被自然地串联起来，显得闲适灵动而非一盘散沙。二、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与叙事艺术(一)独特的“回忆”式写作汪曾祺擅长以“回忆”视角写作，他曾写道：“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汪曾祺的作品大多是第三人称叙述，“他”或“她”是作品中的行动者或聚焦者。第三人称叙述有利于展示故事发生的背景、介绍故事中的人物、掌控叙事速度，是异故事的叙述者，这种叙述有完全的自由，可以在同一时间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可以参与过去、预知未来，肆意进入人物的内心深处，可正是这样的自由容易让读者对所叙述的内容产生怀疑，不可避免地会拉远读者与作品之间的距离。但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他竭力隐藏叙述者的身影，使小说表现出“展示”的特点。根据布斯的观点，“展示”竭力隐去叙述者的痕迹，故事中的人物自由活动，叙述者看似默不作声，但其实是以另一种隐蔽的方式存在。小说大淖记事开篇即为我们展示了记忆中的大淖，作家就像回忆往事一样娓娓道来，采用“漫笔式”的手法，不动声色地叙说，感情并没有大声说出来，而是隐约地从描写和叙述中流露出来，蕴含在了字里行间，正是这不经意的流露让我们感受到作家对故乡的深切眷恋。(二)隐含正如热奈特所说：“如果是虚构的叙事作品，这种混淆就不合情理了。因为在这类作品中，叙述者本身就是个虚构的角色，……因而‘高老头'的叙述者不是巴尔扎克，尽管它不时表述巴尔扎克的见解。”[6]汪曾祺小说中的叙述者大体可分为三类：隐蔽的叙述者、缺席的叙述者和公开的叙述者。对于隐蔽的叙述者，我们能听到其叙述的声音，但读者有时会不确定叙述的声音来自哪里。在百蝶图中小陈妈不同意小陈娶小玉，她的否定让儿子怨恨，“她也想求儿子原谅她，但是，决不!她没有错!她为什么有如此恶毒的感情，连她自己也莫名其妙。”[8]这段话是人物的声音，文中这段话之前却是叙述者的声音，叙述者的声音与人物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叙述者的介入显得若隐若现，很容易造成隐藏的效果。汪曾祺小说中叙述者经常是缺席的，甚至难以觉察叙述者的声音，他在写作中常常将人物的思想或语言直接记录下来，如受戒中明海与小英子的许多对话都是直接的记录性的形式，这样的写作方式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不胜枚举，读者看不到叙述者对叙事的介入，听不到叙述者的声音，字里行间却又流露着灵动与真善美。当作家在描写、概述、评论时，我们能听到清晰的叙述声音，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的距离越大，叙述者介入的痕迹就越明显，钓鱼巷“‘沙利文’不知下落，听说也死了。很多人都死了。人活一世，草活一秋。”[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