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转型社会中，中国媒介身份的双重属性与“娱乐至死”命题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国媒介根植于政治系统的制度安排之中，肩负着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为人民提供良好精神文化产品的神圣使命———这里就存在着一个公共媒介的功能和使命问题，即引导舆论、提升民众生活情操等职责。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运作模式可以被看作是大众服务式的，关心的是观众需要看、应该看什么样的节目。中国媒介的公共性，也使得高雅的、专门化的知识以及艺术日常化和普及化，从而决定了“娱乐至死”命题与中国的“水土不服”。同时，从中国传媒发展的历史纵深来看，中国媒介的娱乐化发展还有其特殊意义。过去，中国的传播着重于单一的宣传功能，忽略了受众对多样化信息的需求。娱乐新闻以贴近受众、满足受众需求为报道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以传者为中心的传播模式。近年来，随着中国传媒产业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经济效益被作为考量、评定媒体好坏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一个产业、一个经济实体，它要满足受众的需求，追求受众和广告份额的最大化———这里就存在着一个“格雷欣法则”问题，即经济领域中“劣币驱逐良币”，在争夺受众的竞逐中，存在着诽谤性丑闻和煽情新闻驱逐严肃新闻的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运作模式可以被看作是商业式的、绥靖式的，即市场/观众需要什么就会在可能的条件下提供什么。因此，这种身份上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在现有的媒介生态中中国媒介娱乐化发展的合理性，但并不具有普适性和完全意义上的必然性。（二）社会阶层的差异使得“娱乐至死”命题不具有普遍性的阐释力。当前，我国正处于迅速的社会转型期中，在此期间，产生了各种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结构日益复杂，与此相应的是人们对精神产品的需求也日渐多元化，有些阶层的需求的差异甚至非常大。在此，笔者以城乡受众为例进行阐述。就现有中国城乡差别来看，政府为缩小城乡差距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也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在短时间内，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还难以从根本上破除。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媒体的娱乐化发展对城乡受众的意义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当前，都市化报刊、电视主要是向当地市民提供的，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消遣和娱乐。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城市的娱乐化节目和形态更为丰富，甚至有些过犹不及；同时，城市相对优裕的生活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思维方式上的娱乐化，这也许就是很多所谓的精英分子操纵精英话语权进行“讨伐”的对象。而在当前的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电视的覆盖率高达94.3%，并成了农民获取实用信息的最主要来源，占52.6%。!%#就报纸而言，从全国范围来看，即便是一些“大众化报纸”，其定位也主要是城市低收入、低文化者，目标读者远离农村，就连专门办给农村读者看的“农村报”，发行量能够保持十几万份以上的也只有少数几家。!&#处在二元结构下的中国城乡之间还有着较大的信息鸿沟问题，“娱乐至死”的命题在现有的中国社会语境中具有多大的阐释力？对于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娱乐化的新闻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他们原有的心理认知，培养起他们关于美、快乐、幸福的心灵感受，这些都与现代社会中应该具有的现代人性相适应，也是当代社会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贴近生活、以人民大众需求为理念的一些娱乐化节目在一定程度上排解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劳累和单一的生活模式，甚至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对广大农民“感性体验”的一次大解放，是其心灵生态的一次变革。陈力丹先生就评价说，大众文化贴近多数人的生活，使人们能够获取一般的知识以及对时代精神的感悟和理解，“我国公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机会、有时间、有能力关注自己的生存质量、追求生活的快乐和情感宣泄。”!’#因此，我们应以警醒的、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当前中国媒体的娱乐化现象，波兹曼所说的“娱乐至死”在中国现有的社会语境下，其阐释力不具有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