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企业用工荒现象元宵刚过，“用工荒”再度凸显。同往年相比，今年的“用工荒”无论从程度、范围，还是结构，都出现了新特征。调查显示，就流向而言，农民工已由“单向度输出”转变为“多向度流动”；就范围而言，招工难正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城市蔓延；就持续性而言，区域性、结构性工荒已经常态化。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加剧了这场“用工荒”？员工涨薪需求遭遇企业利润下行记者调查发现，“用工荒”背后暴露出企业和农民工之间的矛盾：企业利润处于下降通道，员工工资的增长诉求处于上升通道，前者无法满足后者。眼下，东部地区一些企业可谓“内外交困”：外部，欧债危机蔓延，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缓慢，带来出口大幅下降；而本币升值又进一步侵蚀了有限的利润空间；内部，各种成本上升，企业赢利能力下降，已无法满足工人对工资刚性增长的需求。上海明天纺织制衣公司总经理徐仁明告诉记者，他在上海宝山和苏北泗洪办了两家制衣厂。由于成本大幅上涨，加上国外市场不景气，企业利润率逐年下降。一年2000万美元的销售额，但利润只有300万元人民币。为招工，公司不断提高待遇。目前宝山工厂的一线工人工资已增加到每月3000元左右，还管吃住，社保也和当地接轨。“在目前的赢利水平下，这个薪酬水平短期内已到临界点，再也涨不动了。”因为招工不足，企业的产能只发挥了70%-80%。“新二元”门槛挡住民工“进城梦”农民工背上行囊来到城市，也希望用自己的劳动在城市里站稳脚跟，渴望获得市民身份，平等享受城市公共资源，而“半截子”城市化下的城市“新二元结构”，阻碍了这一诉求的实现。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一些岗位相对较好、收入相对较高的农民工，有能力在城市赚钱养家，但因为子女教育、户籍等方面遭遇的种种门槛，很难真正成为“城里人”。另外，虽然企业已经尽力提高工资待遇，但是农民工的收入增加了吗？农民工自己有着另一本账。老家在广西桂林的卢巧英，和丈夫两人在上海浦东航头镇的一家养猪场打工，夫妻俩年收入合计有5万元左右。她说，收入每年都增长，但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太高，“买什么东西都贵”。今年她和丈夫准备去福建。调查显示，40%的被访农民工去年的收入比上一年有所增加，但是48.5%的农民工收入没有变化，11.5%的人收入减少。收入增加的人中，28.5%的人收入增幅在5%以内，即低于CPI涨幅。也就是说，有约七成的农民工去年实际收入下降了。有43.5%的农民工表示“经济压力非常大”。家乡发展吸引民工“凤还巢”近年来，随着产业的区际转移和多个区域经济板块的发力，各地对劳动力资源的需求日益加大，争夺日趋激烈。绍兴市就业服务管理局局长王新宝说，绍兴市往年在中西部一些省份设立的劳务输出基地，现在已经不愿合作。“当地政府说，你们以后别来了，我们本地要用这些工人。”他说的这些省份，主要包括中部地区的河南、安徽、江西等地。“以前，80%的新增劳动力在省外就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每年80%的新增劳动力开始在省内就业。”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农民工工作处处长吕志华说。最新的调查显示，春节前从省外返回河南的农民工比往年增加了20%，春节后不愿意继续到省外就业的比往年增加了15%，人数约180万人。吕志华分析，沿海和内地企业给农民工待遇差距的缩小，以及河南省招商引资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工作岗位，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愿意在家门口打工。比如，一个郑州富士康，吸纳的员工数就达到13万人。正因此，调查显示，今年河南七成劳务工就业意愿是“足不出省”。三产崛起诱使劳动力纷纷跳槽近年来，包括浙江在内的东部沿海地区纷纷提出要提高三产服务业的增加值。根据浙江省发改委最新统计数据，2011年前三季度，浙江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9992亿元，同比增长9.7%，增速比GDP高0.2个百分点，占GDP比重44.2%，略低于二产增加值(11684亿元)，浙江省还提出今年服务业投资增长力保13%，超过工业投资增长1个百分点。绍兴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局副局长朱永潮说，去年底局里开展的企业用工情况调研发现，从用工结构看，45岁以下的青壮年务工者占比较高，达到75%，但现在80后、90后的小青年，不愿意干枯燥的工厂活，更何况搞三产赚的还比二产多。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向三产服务业流动也导致了二产制造业“用工荒”的加剧。本报综合新华社报道延伸阅读“用工荒”敲响什么警钟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等人的研究表明，自2004年以来，中国每年新增就业人口的净增长量都低于新增加的劳动力需求量。当下愈演愈烈的“工荒”更是警醒：中国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时代已经过去。专家认为，“用工荒”客观上提供了一种倒逼机制。其一，对企业来说，要加快转型升级，提高效益，增强对劳动力市场的吸引力。用工荒一再敲响警钟，企业的转型升级已没有退路。蔡昉认为，以“用工荒”为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