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格式为Word版，下载可任意编辑第PAGE\*MERGEFORMAT5页共NUMPAGES\*MERGEFORMAT5页善治理论对我国行政变革的启发我国行政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许多年来，人们习惯于将我国的行政改革与撤并机构、精简人员等同起来，而事实上，行政改革不仅指结构性的变革，还涉及到政府的治理方式及管理人员的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变革。五次行政改革使得我国政府机构在设置上有了新的突破，但在政府的治理方式及其人员的价值观念上，还存在着计划时代的观念和作风，亟待改进。（一）以权制人，缺乏法治理念。市场经济的法治原则要求国家公职人员在进行公务活动时应遵循理性原则，按照法制的要求依法行使一些权力，但我国目前一些地方政府或其职能部门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往往采用压、吓、哄、骂、打等简单粗暴的手段。这种强制行政行为与中国官民有别的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过程中，使得人治思想根深蒂固，社会关系的维系主要通过个人内心信念和道德规范来约束，政策法律的执行，不是依据法律，而是以权制人、以势压人。这也是导致现今中国法规体系不健全、法治观念淡薄、法制化进程缓慢的一个主要因素。（二）政策不透明，信息公开有待改进。政府作为社会生活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在社会生活和政府行政之间承担着输入———转换———输出的信息交流和转换关系，政府通过调研、征税等手段，从社会中获取行政管理所需的各种信息资源，经过局部的试运行、调整和转换，再向社会输出政策产品、指导文件或公共服务。但在中国，当信息从输入进入转换阶段（即第二阶段）时却处于不透明状态，人们对政府行政的法律政策依据、行政的法定程序以及行政结果知之甚少，只是盲目被动地接受政府的行政决定。现在，由于网络、新闻等各种信息载体的迅速发展，信息公开化的程度得到改进，但在很多时候，面对公众的质疑，政府都是处于被动状态，是迫于舆论压力的被迫公开，没能实现由被动到主动的真正转变。（三）回应不及时，缺乏服务理念。“善治”理论中“回应”的基本内涵是指公共管理机构及其公务人员面对公民的要求，必须作出及时、负责的反应，不得无故拖延或没有下文［３］１１０。必要时，政府机构应当定期、主动地向公民征询意见、解释公民有疑问的政策和问题。这一点与前面所提的善治理论中的“责任性”紧密相关，是“责任性”的最主要体现。政府在管理过程中习惯于坐在办公室里进行上传下达，上行下效的传统管理模式，而对于民间的呼声、普通民众的各项要求却往往置之不理，或者是能拖则拖。公共管理机构中的公务人员应深刻领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论精神，主动征询广大民众意见、定期解释政策并不断改进办事方式，对与群众利益相关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要及时解答，主动解决，切实做到为群众排忧解难，不断提升树立服务理念。（四）管理机制不健全，效率有待提高。“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现象在计划经济时代普遍存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虽从各方面都在改变这种局面，但在机关单位“一杯清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现象仍普遍存在。政府部门和服务机构的办事效率普遍较低，在做到笑脸迎客的同时，却不能快速高效地完成业务，难以让企业和公众满意。这种管理效率低下的背后存在着各种原因，从根源上来看，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机构设置不合理，多头管理或是无人管理现象仍然存在；另一方面，干部管理监督机制不够健全，干部能上不能下的事实普遍存在，对干部的监督、问责也大都流于形式。“善治”理论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几点启示“善治”理论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影响不断扩大，它为众多的国际组织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官员和民众所普遍接受并广泛使用，正在变成国际社会学界的流行话语。比较东西方的行政改革，它们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是共同的，理论和实践的轨迹也有许多重合之处。因此，中国政府可以从自身的国情出发，参考和借鉴西方政府的“善治”理论，在行政改革中注意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摒弃人治观念，牢固树立法治理念。实行法治、保障司法独立是善治的一项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确立了社会本位及企业、公民的主体地位，政府行政就从原来的强制性行政转变为引导性行政，从原来的强制要求管理对象按政府划定的线路运行来实现政府的主观意图，转变为引导服务对象朝自我目标和这个目标和谐统一的方向前进。党的十五大中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并在随后的立法工作和司法体制改革中都体现了这一目标要求，使我们进一步明确必须从人治管理观念向法治管理观念转变。为此，就要做到：第一，政府政策必须符合社会目的、符合公民的普遍价值偏好，任何时候政府不能把自认为好的政策强行推向社会。第二，当政府目标与企业、公民的目标有分歧时，不应以行政力量实现政府目标，而应运用经济杠杆，通过利益协调、引导缩小两类目标的差距，并努力从中找到一个最佳联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