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诗歌的文化内涵浅析余光中的诗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台湾当代诗歌40多年来的最高成就和发展主流，在海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一、传统文化的濡染在余光中的精神脉络里，有着一以贯之的中国传统文化气质。他自小就接受了中国文化的濡染。他说：“我的幸运在于中学时代是在淳朴的乡间度过，而家庭背景和学校教育也宜于学中文。”综观其少年时期的中文教育，可分为三部分：一是古典散文，如《阿房宫赋》、《滕王阁序》等;二是旧小说，如《三国》、《水浒》等;三是古典诗词。余光中觉得“性之相近，习以为常，可谓无师自通，当然起初也不是真通，只是感性上觉得美”，“从初中起就喜欢唐诗，到了高中更兼好五代与宋之词。”自小所受的古典文学的熏陶，使余光中在投入新诗创作之后，能用中国古典文学的标准来衡量新诗，用传统美学观念来鉴定新诗。如果说中国古典文学赋予了余光中诗歌浓郁的东方气质和不断创新的意识，那么，深入诗人骨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道思想则构成了其诗作的文化内核。首先来说儒家的“入世”精神。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中形成了关注社会并积极投身其中的思想传统，这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自觉追求和理想人格，在文学中则表现为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执着的历史使命感。余光中作为中国当代杰出的学者型诗人，也时时流露出强烈的现实悲悯情怀。即便历经了离桑田赴沧海的流转，漂泊海外数十载，接受了欧风美雨的洗礼，也依然不能忘情于祖国，一直将自己的灵魂和命运熔铸在民族之魂中。体现在艺术上则是从唯美转向唯真，不但思考个人命运和永恒时间，更追索生命的价值，咏叹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作为由大陆漂泊到台湾的“流亡贵族”，余光中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作家，心中都怀着浓重的寻根意识。百川归海，落叶归根，无论是在台湾、香港，美国或是在世界的任一个角落，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深深扎在故国大地里。再来说道家的“逍遥”精神。余光中十分推崇中国传统文人追求理想的人格和逍遥的人生态度，他尤其对魏晋名士与李白的空灵玄远、清拔飘逸大为赞赏，因此他的诗中常追求一种独立于世的人生情怀。如他的“李白系列”——《梦李白》、《戏李白》、《寻李白》、《念李白》和《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等篇，以新的视角对传统题材进行创造性的运用，表达了对李白人格精神的向往。这也是余光中情不自禁的文化孺慕与历史归属感的流露。余光中有很多诗歌典型地传达着“天人感通”的理想人生。庄子哲学中的这种理性精神和人文意识曾一度给余光中以莫大的情感慰藉。他在经历了人生的彷徨与困惑、失落与迷茫之后，终将内心思想指向自我超越。在散文《逍遥游》中他曾写道：“当我死时，老人星该垂下白髯，战火烧不掉的白髯，为我守坟。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当我物化，当我归彼大荒，我必归彼大荒，我必归彼芥子归彼须弥归彼地下之水空中之云。但在那前，我必须塑造历史，塑造自己的花岗石面，当时间在我的呼吸中燃烧。”由此可见，余光中尽己性、尽人性、尽物性，参天地、赞化育，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的逍遥情怀。二、西方文化的渗透对于余光中而言，从大陆辗转赴台，一种近似文化移民的心路历程和沧桑巨变后的“边缘处境”，构成了他创作心态的基础。这种“边缘处境”的内涵是多层次的。首先是空间的边缘处境。当诗人远离本土，甚至可以说是被放逐于孤岛后，其心态也就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天涯游子漂泊的身世，构成一个反传统情思的意象原则，一种对命运的隐喻。其次是文化的边缘处境。这迫使诗人重新进行文化时空的自我心理定位，正如叶维廉所言，“文化移民的心态意味着置身于文化环境的边缘处境”。在由西方文化时空与东方文化时空构成的文化坐标系中，余光中一直以高扬个性为超越边缘的第一要义。但是，艺术的边缘处境又不可能因为个人而改变，在这样两难状态中，他不得不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西方之行，为余光中提供了一个吸收现代艺术营养，进行多方位艺术尝试的机会;，对西洋现代艺术的大量吸收，使得余光中的作品有抽象化的趋势。如《芝加哥》、《我的年轮》等诗，充满了奇特的意象、欧化的句法和大幅度的跳跃。当时正值台湾现代诗运动兴起之时，余光中作为被称为现代诗“三驾马车”之一的《蓝星诗社》的创办者和活跃代表，参与了现代诗的重要论争，成为新诗传统的反叛者。诗人曾一度沐浴在欧洲文化的氛围中，自然受到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等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创作也吸收了超现实主义、唯美主义和结构主义等艺术流派的.养分，诗歌作品充满前卫意识和现代气质。三、中西文化的融合西方现代艺术使他进入了一个观念和感情互相冲突的二元艺术世界，西方艺术虽攫住了他的心神，但在本质上却始终是一种“文化充军”。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让处于夹缝中的余光中体验到了难以契入的痛苦。就价值观而言，西方现代主义者强调个人潜力的发挥、个人目标的实现以及个人利益的追求。这种对个人及其价值的强调和张扬，固然使人类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