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主政治困境（常用版）(可以直接使用，可编辑完整版资料，欢迎下载）台灣民主政治困境，還是自由民主的困境？王紹光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2006年11月25日在臺灣大學研討會的發言台灣我來了大約有十次左右，以前來都是作為一個外來訪客，隨美國人、香港人、大陸人的參訪團來這裏參加交流活動。今天雖然我也是外來的人，但這是與本地學者一起討論現在台灣的問題，我想會比較有趣一點。有關民主問題，我自己開過相關的課，當然也比較留意與民主相關的文獻。在此過程中，我留意到一個比較有趣的變化。從七十年代末開始的所謂第三波民主化，一直持續到九十年代。在這十幾年間，很多國家和地區都經歷了政權轉型，當時很多學者關心的是民主化，還是不民主化？能不能走上這條道路？九十年代初中期，又有人開始談論民主是否穩固、如何能穩定？但是到了最近幾年，出現了一個新的變化，即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民主的質量問題。按照“自由之家”(FreedomHouse)的標準，2006年全球有123個國家和地區可以稱為民主，或更準確地說，選舉式民主(electoraldemocracy)，但就民主的質量而言，這其中的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實在令人不敢恭維。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不少人開始在研究民主的質量問題。在2004年，曾有一份學術雜誌展開專題討論，談「有缺陷的民主」。我想這樣的思路演進可能還有下一波，就是要對西方主流的民主制度也要開始反思。如果用西方各種對民主質量的排序來看，台灣其實是比較高的，不管是用‘自由之家’的排序（第61），還是《經濟學人》的排序（第32），還是德國的BTI（不包括所謂“成熟民主國家）的排序（第4），台灣都是排得比較高的，大概是前幾十名。今天我們為什麼要在這裏對台灣的民主進行反思呢？顯然，不滿意才開這個會。一方面，按照主流意識形態的標準，臺灣的民主看似不錯；另一方面，我們都清楚，臺灣民主體制的運作存在嚴重問題。這就促使我們思考，西方的各種排序把台灣排的那麼高，究竟依據的是什麼樣的民主概念？這也讓我想到另外一個問題，有一位哲學家前幾年曾提出，資產階級在17、18、19世紀是非常反對民主的，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初，但是為什麼他們現在接受民主？這跟民主本身發生的變化有沒有關係呢？今天我們談的民主，還是從前那個民主的概念嗎？所以我認為談台灣的問題，必須把它放在一個更長遠、更寬廣的時空裏來考察。我想先回答這個問題：為什麼資產階級會從反對民主轉向到支持民主？我自己看法是，因為民主的精隨已經在過去幾個世紀裏面被一次一次的閹割，經歷了好幾次對民主的限制，資產階級才接受那些加上了一系列形容詞的民主。我指的是哪幾種轉型呢，哪些限制呢？第一個，就是從隨機挑選，變成選舉制度，就是從直接民主變成代議制。民主本來的涵義是政治上的平等，但是現在的這種民主只是種形式上的平等。講到早期雅典的民主，他們是沒有選舉的，採用隨機挑選，跟賭博一樣，抽籤，而且亞裏斯多德講的非常清楚，只有抽籤產生的機構才是民主的，凡是由選票選出來的，便是寡頭政治了，他對此已經做了區分。我們今天全是用選票選出代理者，按照亞裏斯多德的定義，它就是寡頭政治，不是什麼民主。在抽籤的體制下，每個人當選的機會平等，不管是什麼人，受過多少教育、長的好不好看、口才如何、有多少資產，所有人的機會是完全均等的。但是一但有了間接民主，選舉式的民主，平等性就失去了，很多人認為這是因為我們現在的政體規模擴大了。他們說，雅典民主涉及幾萬人，可以實行直接民主；現在政體那麼大，動輒幾百萬、幾千萬、甚至幾億人，仍然實行直接民主就不太現實了。但是實際上，問題可能遠遠比這個理由複雜。如在美國政治史裡被認為是平民代表的潘恩就說過，既使在小型政體裏，代議政治也比簡單民主，也就是所謂直接民主，要好的多。所以，這是一個有意識的選擇，而不是只是因為政體規模的擴大，這是第一層轉型，從抽籤制變成選舉制。第二種轉型是好的，是投票權的普及。實行選舉投票以後，資產階級開始時一直極力限制投票權。在西歐和北美的國家，真正實現成年公民的普選，是到20世紀的七十年代才大致完成的，經歷了至少一百五十多年，甚至更長，才形成普選。普選之所以能出現，也是因為當時有階級戰爭的壓力，至少我認為這是主因。第三種轉型是限制民主的決策範圍。現在在‘民主’二字前往往加上一些形容詞，比方說‘自由民主’、‘憲政民主’。這些形容詞之所以必要，就是要對民主的範圍加以限制。回顧西方的文獻可以看的很清楚，談到‘自由’最重要的基礎就是自由產權，‘自由民主’最強調的就是要保證公民私有產權。那麼‘憲政’也是一樣，用憲法來約束國家或人民行使權利的範圍，不管這個權利是由封建的帝王來行使，還是由民主政府來行使。事實上，在跟大多數人的福祉相關的領域（如經濟與社會生活），現在基本上都不適用於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