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散文概说一、中国古典散文的起源“后山居士(陈师道)言:‘苏明允(洵)不能诗，欧阳永叔(修)不能赋，曾子固(巩)短于韵语，黄鲁直(庭坚)短于散语’。”——南宋陈善《捫虱新语》“编内所载，均谓之文，而此类独以文名者，盖文中之一体也，其格有散文，有韵语，或仿楚辞，或为四六，或以盟神，或以讽人，其体不同，其用亦异。”——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文》2、先秦文学中的“散文”雏形及特点我国古代散文的发端，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商朝的甲骨卜辞中，已经出现不少完整的句子。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有的长达三、五百字，记录贵族事功、诉讼原委或赏赐情由等等，记叙的内容已经相当丰富。这些可以看作是古代散文的雏形。早期文字制作中并没有明确的散文意识，先秦之文质朴古奥，句式或散或韵，散韵相杂。己巳王卜贞，岁商受，王占曰：吉。北土受年，吉；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东土受年。——《殷契粹编》９０７片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袄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袄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荀子》古文兼有奇偶，并无骈散歧视，属于骈散合辙时期，文章灵活，全视文气需要而不拘陈规，自然天成。讨论体势，奇偶为先，凝重多出于偶，流美多出于奇，虽骈必有奇以振其气，虽散必有偶以植其骨，仪厥错综，致为微妙。——清包世臣《文谱》3、战国、两汉时期的骚体、赋体是骈散分合的先声。当代学者郭预衡在《中国散文史》中说:“大概到了战国中晚期，文章用散用韵已有了分离的趋势，向韵文发展的，是屈原宋玉等人的赋体文章，向散文发展的，则是诸子百家之文。”孙松友《四六丛话》卷三云：“屈子之词，其殆诗之流、赋之祖、古文之极致、俪体之先声乎？”4、魏晋文章论中的“文笔之分”、“骈散之分”今人之学者有四。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刘勰《文心雕龙》颜延之的三分法，他认为“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诗经》有韵为“文”，《左传》有文采，但不押韵是为“笔”。，《周易》、《尚书》、《礼记》、《春秋》既无韵律又无文采，为“言”。小结：魏晋时代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所谓“综缉辞采”，“错比文华”，说明当时的观念中辞藻、声律、对偶等形式因素是识别纯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文笔之分”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指外在文章体制差别（用韵与否，是骈是散）；更是对文学性质的探讨，“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中的文笔区分实际上划分了纯文学与杂文学之间的界限。5、唐代的“古文”在唐代，古文即散文，散文即古文，这两个概念是同一概念。古文不再兼有诗文同意的内涵。佘树森先生指出:“唐代，韩愈、柳宗元等，倡导‘古文’运动，反对六朝骈文的绮靡之风，自此，又开始了时起时伏的骈散之争。也给散文概念，增加了一个新的含义，即与骈偶相对之散体。”6、明代性灵小品晚明时期，针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主张，以公安派、竟陵派诗人为代表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思想，尤以小品文创作成就最大。小品文体制较为短小精练，与“舂容大篇”相区别。体裁上则不拘一格，序、记、跋、传、铭、赞、尺牍等文体都可适用。小品文在晚明时期趋向兴盛，与当时文人文学趣味发生变化有着重要的联系，人们的欣赏视线从往日庄重古板的“高文大册”，转移到了轻俊灵巧而有情韵的“小文小说”，从而扩大了小品欣赏的读者群和创作的数量。二、现代散文的文体自觉A、对散文文学性的强调施蛰存先生说:“散文这个词，在古典文学里，原先已有两个概念。其一是和韵文对立的，指不押韵的文章。其二是和骈文对立的，指句法不整齐的文章。这两者都属于文体的概念，而不是文学形式的概念。现代文学中所谓散文，和小说、戏剧、诗歌分庭抗礼，其意义便是一种文学形式了。”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指出:“所谓散文，亦文学的散文，而非文字的散文。”明确了散文的文学性。胡梦华认为:“絮语散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