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文人护法文学一、佛教对文人和文学创作的影响1、是对佛教教理、教义的接受和理解“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耳。”——晋朝文人孙绰“孔、老、如来，虽三训殊途，而习善共辙。”——刘宋文人宗炳2、佛教对于人的本质、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最终目的等问题，提出了与中国传统观念全然不知的新鲜解释，大为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和思路。有经数十万，以虚无为宗，苞罗精粗，无所不统，善为宏阔胜大之言，所求在一体之内，而所明在视听之外，世俗之人以为虚诞。然归于玄微深远，难得而测，故王公大人观生死报应之际，莫不瞿然自失。——袁宏《后汉纪》卷十3、是文字的因缘，佛教经典包括佛教文学对文人发生着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佛典本身具有浓厚的文学意味，即使从表达艺术的角度看，也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对中国文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文人喜读佛典，潜移默化中接受佛教思想观念的影响。从佛教作用于文人的状况看，对具体人情形是不同的。大体说来，有信仰、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文字表现等不同层面。就信仰而言，高层次的是树立起坚定的信仰心；低层次的是在思想观念上不同程度地受到佛教的熏染。就思想观念而言，在佛教广泛传播之后，没有人在观念上不或多或少地留有佛教影响的。就活方式而言，结交僧侣、游览寺院乃古代文人普遍的生活习俗，一些人供佛、斋僧、读经、坐禅、吃斋，过一定的宗教生活。就文字表现而言，从文字的内容到表现方法，从典故到词汇的运用，佛教的影响既广泛又深入。4、儒、释、道三者兼容是中国文人接受佛教的重要特点。二、谢灵运与佛教文学2、谢灵运与僧人早年结识释慧远。自述“志学之年，希为门人”。慧远曾请其写《佛影铭序》。在永嘉（今浙江温州市）和始宁（今浙江上虞县）时，与释昙隆交往密切。3、谢灵运在佛教上的贡献一是和著名高僧慧严、慧观等一起修订了北本《涅槃经》，使文字更加精美。“手把足蹈，得到彼岸”——“运手动足，截流而度”二是作《辩宗论》，支持竺道生的新说。4、谢灵运的山水诗5、谢灵运山水诗的特点三、王维与佛教文学2、王维与僧人3、王维与禅宗文献、诗歌《过香积寺》（王维）《终南别业》（王维）《鹿柴（zhai,去声）》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日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宋代严羽赞扬盛唐诗歌之语：盛唐诸公，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诗话》四、柳宗元与佛教文学2、柳宗元与佛教柳宗元的佛教信仰有两个特点儒者韩退之（韩愈字退之）与余善，尝病余嗜浮图言……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shi）然，不与孔子异道。……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者，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曰：“髡(kun)而缁(zi)，无夫妇父子，不为农蚕耕桑而活乎人”，若是，虽吾亦不乐也。退之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yun)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图之言以此。——《送浩初序》，《柳河东集》卷二五3、柳宗元的佛教作品《江雪》（柳宗元）《晨诣超师院读禅经》（柳宗元）《渔翁》（柳宗元）五、白居易与佛教文学2、白居易与佛教的因缘元和十年，白居易因弹劾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刺杀宰相武元衡获罪，被贬江州司马。原本是仗义执言，却无端受过，使人心中更加愤懑，同时也使他进一步向佛教寻找精神寄托。在江州任上，他在庐山东林寺建立草堂，参禅礼佛，对佛教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唐武宗会昌二年，白居易以刑部尚书退休，时年71岁，从此他摆脱了官场的束缚，“迷路心回因向佛”，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佛教信仰之中。诗人闲居洛阳，白衣鸠杖，自号“香山居士”，过起了闲云野鹤的生活。白居易一生综合着儒、释、道三家的色彩。晚年更是禅、道并重，以至“庄禅合论”成为其思想重心。（2）对生死问题的思考，使其急切地寻求“来生之计”。白居易的诗中有华严、牛头禅、净土等思想，并不拘泥一宗一派，但其中以“洪州禅”对其影响最大。心不择时适，足不拣地安。穷通与远近，一贯无两端。常见今之人，其心或不然。在劳则念息，处静已思喧。如是用身心，无乃自伤残。心了事未了，饥寒迫于外。事了心未了，念虑煎于内。我今实多幸，事与心和会。内外及中间，了然无一碍。所以日阳中，向君言自在。心静无妨喧处寂，机忘兼觉梦中闲。是非爱恶销停尽，唯寄空身在世间。白居易修习净土，特别是到晚年，更住在洛阳龙门香山寺修习净土业。诗歌中也表现出追求西方净土的热忱。六、苏轼与佛教文学苏轼二十一岁中进士，神宗时期曾在凤翔、杭州、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借诗讽刺王安石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