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启示梁柱1941年，当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在延安做出了这样一个重要论断：“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1）这是对党的根本性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党的历史本质的生动阐述。在这20年中，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艰难险阻终于走出了一条通向胜利的康庄大道，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体，而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统一的正确方向。而也正是在这时，党经历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比较，使自己从幼年走向了成熟，因而有可能对党的历史的本质获得规律性的认识。毛泽东上述命题的正确性和指导性意义，已经为党的90年历史所证明，并且成为我们党自觉奉行的一条思想路线。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成为指导中国人民革命唯一正确的思想武器；而党的斗争经验又告诉我们，仅仅有马克思主义还是不够的，从一定意义上说，重要的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和中国国情的极大的特殊性，使中国革命需要依靠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独立解决各种复杂问题。具体地说，中国革命所反对的主要是封建势力，而不是资本主义；主要依靠的群众是农民，而不是工人；它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把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同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结起来，而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欧，主要的矛头是反对资本主义，主要依靠的力量是工人群众，而且它是用欧洲的语言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所有这些，就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一项十分重要而艰巨的事业。同时，又由于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者占多数的国度，与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主观性、片面性和绝对化的思想方法，也不能不影响党的队伍。这不能不极大地增加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难度。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所经历的艰难曲折和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都同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根源相联系。由此可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原理，这对于确立科学的思想原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及其征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凡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我们的事业就会前进，就会取得胜利，反之，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这是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提供的一条根本性经验。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统一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他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蕴含着在这方面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历史启示，对我们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历史启示之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关键是要把我们的思想方法搞对头。陈云作为毛泽东的战友和学生，他回忆说：“在延安，我当中央组织部长的时候，毛主席先后三次当面同我谈过，要学哲学，还派教员来帮助我们学习。”“我曾经认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他要我学点哲学。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还是对我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他以张国焘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谈这个问题，他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2）这就是说，在全党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是党的思想建设带有根本性的一个问题。其所以这样，是同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占多数的特点相联系的，这使得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凸显出来。党内一些同志虽然口头上、理论上也承认唯物论，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是违背唯物论的。他们不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而是从本本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这种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曾给中国革命带来灾难性的严重后果。毛泽东紧紧抓住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学风同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根本对立和斗争，积极在党内倡导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这次运动就是从思想方法入手，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1941年9月29日，毛泽东给中央研究组的同志写了一封信，指出学习理论要“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3）实际上指明了整风运动的主旨所在。在这之前，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等一系列重要著作，都是致力于解决党员干部的思想方法问题，引导大家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在整风运动期间，为了倡导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从思想方法上肃清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恶劣作风，毛泽东主持编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一书，作为整风运动的学习文件，在党的理论建设上起了重要作用。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相统一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而一定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