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法律保护与IPO*盈余管理潘越吴超鹏史晓康(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管理学院361005)摘要本文引入社会资本这一社会学概念,首次从微观视角实证研究我国各省社会资本水平差异对上市公司IPO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并进而深入探讨社会资本与法律保护这两种外部约束机制在影响公司盈余管理决策方面的相互替代作用。结果发现:在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省份,上市公司更不可能进行IPO盈余管理,而且社会资本与法律保护在公司IPO盈余管理决策中所起的作用是可替代的,即在我国法律保护比较薄弱的地区,社会资本对IPO盈余管理行为的约束作用更加显著;反之反是。本文的研究不仅拓展了盈余管理的研究领域,而且丰富了社会资本与法律保护替代作用的研究。关键词社会资本法律保护IPO盈余管理一、引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IPO过程中的盈余管理(EarningsManagement)问题一直受到国内外会计和财务学界的广泛关注。大量的研究表明,IPO公司为了满足上市条件和以更高的发行价格募集到更多的资金,普遍存在对披露的会计信息进行包装的盈余管理行为(Loughran和Ritter,1997;Teoh,Welch和Wong,1998;Aharony,Lee和Wong,2000;林舒和魏明海,2000)。很显然,IPO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会在一定程度上误导投资者对公司真实价值的判断,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干扰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因此,规范IPO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一直是各国资本市场监管的重点内容。从目前各国政府出台的规范措施来看,主要都是从完善会计准则和加强对会计舞弊行为的法律惩罚等方面,来约束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然而,鉴于会计应计制的存在、会计政策选择的弹性、以及IPO公司的招股说明书本身就是在模拟股份制运行的假设前提下列示比较财务报告,有关重大会计调整必须予以追溯调整等客观因素的存在,为IPO公司创造了平滑收益的机会,为盈余管理留下了空间,使得此类盈余管理成为一种合法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监管难度是很大的。对于这类处于法律灰色地带但并不道德的盈余管理行为,依靠完善会计准则或者加强法律监管等外部约束固然重要,但往往也有其鞭长莫及之短。因此,如何依靠社会资本积累,即通过提高社会诚信、社会道德水准,来约束管理层此类合法但不道德的盈余管理行为,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新课题。诚信、道德规范都属于社会资本的概念范畴(Putnam,1993)。社会资本作为法律制度、经济制度这些正式制度之外的一种非正式制度(戴亦一等,2009),利用其所包含的信任、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这些要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企业管理者的行为。对于法律不是很健全、执法效率不是很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社会资本能通过自律和规范,达到更有效的约束效果(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4)。因此,本文认为,要实现对IPO盈余管理行为的有效监管,除了必要的法律约束之外,社会资本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我国的社会资本水平在国际上名列前茅(LLSV,1997)。虽然我国的社会资本整体水平比较高,但各地区间存在很大差异。这一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为本文直接研究社会资本在微观层面如何发挥作用提供了极为理想的样本。鉴此,本文研究的第一个主题是:我国各省区的社会资本水平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902039)、福建省社科基金(2009C009)的阶段性成果。62异是否会影响以及如何影响该地区IPO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更进一步,Knack和Keefer(1997),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4)认为,社会资本在法律制度不健全的社会中作用比较大。Allen,Qian和Qian(2005)提出了著名的中国之谜中国的法律保护薄弱,但其经济增长却相当强劲,这似乎与LLSV的法律与经济发展理论相悖。他们对此的解释是,中国存在着相应的法律保护替代机制,其中,信任、声誉和关系是最重要的替代机制。Ang,Cheng和Wu(2009),潘越等(2009)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法律保护较差的国家,社会资本是替代法律保护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机制。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对Allen,Qian和Qian(2005)的结论提出反对意见,如Ayyagar,i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2007),Fan,Morck,Xu和Yeung(2009)。基于这一研究分歧,本文研究的第二个主题是:在我国法律保护比较薄弱的地区,社会资本对IPO盈余管理的作用是否更加显著?本文尝试从IPO盈余管理这一微观视角,以一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