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班级:经贸院，12级国贸本二学号:2012111231姓名:孟江南毛泽东生于农村，自幼与农民有较多接触，对贫苦农民怀有真挚而深厚的感情。学生时代，他多次深入农村，调查农村和农民情况。投身革命后，他长期从事农民运动，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因此，毛泽东以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始终关注农民问题——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1917年，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曾用一个月的时间，行程900里，徒步考察了长沙等五县。他后来回忆说：“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游历了五个县。”“我们走遍了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毛泽东童年的农村生活和学生时代对农村的调查，培养了他对农民的深厚感情。直到建国后，他还保持着若干农民生活习性，自豪地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怀着对农民的深厚感情，从1925年开始，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调查，重点研究农民问题。相继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反抗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明确提出了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对农民中所蕴藏的革命性进行了论述，充分肯定了“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发动农民参加反帝反封，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第一任务。1925年毛泽东回到家乡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经过和农民接触，他发现农民不仅是个受苦的阶级，而且“非常富有战斗性”。可见，他对农民的认识已经实现了巨大的思想升华，即不仅把农民做为被同情者，而且，把农民看做革命的基本动力。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他把学生按不同省籍，组成各省农民问题研究会，组织学生到海丰、韶关等农村搞社会调查，并把学员的调查材料加以选编，收集在他所出版的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农民的历史文献《农民问题丛刊》中。同年，毛泽东对江浙及长江流域农村进行了考察，于同年9月写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鲜明地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他号召从事农民运动的同志，“跑到你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工人学生等革命力量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军阀的国民运动。”1928年至1939年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的开辟了以井冈山为根据地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此期间，毛泽东通过总结在井冈山的革命斗争经验，对农村革命根据地作进一步调查，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中国农民的重要地位和不可替代作用作了完整的表述：“中国的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这就肯定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并进一步确立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主要依靠农民的力量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思想，从而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之一，毛泽东思想的许多基本理论问题都是建立在对中国农民问题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在陕北，毛泽东曾对斯诺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因而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1925年回湖南领导农民运动，随后担任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集中精力领导全国农民运动。从回韶山从事农民运动，到专职领导全国农民运动；从主持第六届农讲所到创办武汉中央农讲所，毛泽东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潜心研究和思考农民问题，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这些认识，集中反映在他先后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重要著作之中。可见，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及时把部队转入农村，建立农村根据地，并不是无路可走时的权宜之计。长期以来形成的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是他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思想基础。此处，农民和农村被提升到了战略的高度，这是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所没有的。这些，也标志着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思想开始形成。总之，农民问题是毛泽东始终关注的一个根本问题。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引我们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今天，我们学习他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就要吸收其思想精华，调动9亿农民的积极性，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