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中的哲学意识和审美态度读汪曾棋同志的小说，总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感受。在那些单纯古朴的旧日人物身上，在那乡情浓酽的风俗气氛中，在写实的严谨与写意的空灵交织成的优美文字里，似乎隐慝着一种深厚的意蕴。一种并无实体，却又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贯注于人物性格、故事情节，挚领着整体的美学风格，形成其基本格调的意蕴。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魂儿”吧，我以为那该是沉入艺术境界之中的哲学意识。是作者熔人生的丰富体验、对社会的自觉责任感与对未来的美好期望于一炉，锻炼成的整体观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审美态度。这种整体的哲学意识及其审美态度，得以滋养的文化母体是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是经由五四思想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一再冲击，淘汰了封建性的糟粕，而沉聚的人民性民主性精华。即使是作者早期写得很洋的作品，今天读来，也依然可以发现其中所积淀的传统文化。作者近年创作中，“回到民族传统”的自觉努力，就使这种潜在的倾向，愈益明朗。古典文化对他的影响，不仅是文学、美学的，首先是哲学的。曾棋同志在谈到自己创作时曾明确指出：“我有一个很朴素的、古典的说法，就是写一个作品总要有益于世道人心”(见汪曾棋《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新疆文学》一九八三年第二期)。这在他的创作中是显而易见的。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还是传统的生活养育的劳动群众，凡赢得作者积极肯定的，都是具有传统道德风貌的人。靳彝甫为了解救两个朋友的困苦，慷慨卖掉自己珍爱的田黄石(见《岁寒三友》)；王淡人甘于清贫却急公好义(《故乡人——钩鱼的先生》)；金大力公正厚道(《故乡人——金大力》)，以及画家季民与果贩叶三生死不渝的友情(《鉴赏家》)，都继承了传统的伦理思想中重义轻利的道德观念。这种朴素的道德理想，也被作者用作为评价当代社会生活的审美尺度之一。沈沅在政治的压力下，寂寞中却得到了正直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们的温暖(《寂寞与温暖》)；王大力舍身救列车，他的亲属由工人们自愿赡养着(《塞下人物记》)；小王的苦恼，也得到了周围人们热心的帮助，尽管时代内容的变化，使同一尺度的审美评价，所达到的效果差异很大。但人与人之间在现实关系中的协调和近于伦理意识的感情慰藉，是作者在普通人的生活命运中，所努力发掘的诗意。这显然是民族传统道德的延续。至于高北溟耿介刚直的性格，他在困境中不失操守，宁可穷而不达也不肯苟合于污浊的世态，以及对师生情谊信念般的诚挚，都集中地概括了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素质与精神风貌。这些朴素的道德理想和儒家以伦理为核心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重视人的世间关系的协调，“以心理学和伦理学的结合统一为核心和基础”，把人们的情感“抒发和满足在日常心理——伦理的社会人生中”(李泽厚《美的历程——先秦理性精神》)，是儒家哲学的基本特征。汪曾祺的小说中体现着这一特征，他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所表现的都不是超世间的崇高精神，只是在否定儒家思想中强调等级秩序的阶级偏见(见《鉴赏家》)和压迫妇女的封建礼教(见《晚饭花》)的同时，把其“仁爱”观念中所包含的一般博爱思想、富于实践理性精神等具有人民性的部分，艺术地再现于普通人原始的生活命运中，使传统的观念在艺术表现中获得时代感。庄子是汪曾棋同志深爱的大散文家。作为道家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庄子思想中含有浓厚唯心主义的虚无思想。但他带有泛神论色彩的绝对自由观念，却是人们冲破封建思想禁锢的重要动力，其豁达的人生态度，也是历来的传统知识分子，无力反抗黑暗的现实，苟安于乱世，在痛苦中寻求精神解脱的共同归宿。汪曾祺同志笔下的旧知识分子，往往带有这种思想特征。他们或淡于世事，不屑为浮名俗利而“数数然”(如《鉴赏家》中的季民)；或甘于寂寞、在清贫的风雅中自得其乐(如《故乡人》中的王淡人)；也有的则性情放达，不求进取，飘逸中藏起对社会人生的严肃态度(如《徒》中的谈壁渔)。这些精神特点正好与他们急公好义、耿介刚直、不苟合于污浊世态的道德风貌相补充。一方面是积极入世、注重实践、有所作为的儒家道德理想，一方面则是消极出世、无为清静的道家精神，二者相辅相成，形成他们的人生哲学。“达则兼济天下”，施及旁人；“穷则独善其身”，面对社会是消极的反抗，面对人生则是积极解脱，无所求而无所失，有所不为才能保持道德人格的完整。作为艺术形象，这固然体现着作者写实的客观态度，同时，毕竟也渗透着作家主观的审美评价，表达了作者对“世道人心”的主观好恶。这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倾向，表现在不少具有深厚古文化修养的作家创作中。我们读孙犁笔记体的近作《芸斋小说》，常为他近于淡泊的笔调所惊异，十年动荡，亲人的生死离散、世态的炎凉冷暖、个人感情的重创、人格的屈辱，都以极平静的语气道出。读杨绛同志的《干校六记》也有同感，女婿死于非命，家人无法团聚，结发的夫妻也咫尺天涯难得相会，这些巨大的悲苦，都在悠悠不迫的文字间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