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的温情叙事迟子建凭借着对文学的执著信仰在文坛上笔耕了20余年,其创作之丰富有目共睹,评论界对其创作的分析也逐渐向着多元视角行进。在诸多的阐释角度中,温情叙事受到了普遍关注。谢有顺先生较早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将其定位为“忧伤而不绝望的写作”。近年来有论者认为,“迟子建笔下的善意与希望,并不意味着温情主义的浅薄与局限,它恰恰显示了作家的责任感与写作伦理”。但也有论者指出,温情主义是迟子建创作的一种局限。温情主义的确是迟子建看待问题的一种方式,并显现在她的文学创作之中。文学是作家体验人生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不能用对和错、高与低来进行判断。自有文学以来,众多的文学承载着思想的重任,但文学不是惩戒罪恶的法律条文,亦不是苦口婆心的道德说教。“文学的职能在于为人类社会的存在提供和创造一个良好的人性基础。”现代派小说对人性恶的展示曾被认为是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深层揭示,然而揭示过后并不能带来心灵的救赎,却只是无尽的冷漠。文学永远以人为本,关注着人类的生存境况、存在意义和前途命运。从这一层面来看,迟子建的温情叙事不能被简单理解为是她的一种局囿,本文以迟子建的福翩翩为例,阐释她的温情叙事。一、苦难中的温情叙事福翩翩讲述的是两个家庭日常生活的故事。与作家一贯的文学信仰和风格一样,福翩翩依然渗透着浓浓的温情,但这种温情并没有遮蔽生活的艰辛与苦难,而是一种对待这种生活的方式和态度,苦难最终没有也不可能被消解掉。从某种程度上说,苦难是人无法摆脱的生存状态,文学因其对人的终极关怀而更加关注苦难,甚至可以说,作家都有一种“苦难情结”。这种情结一方面是个人生存体验的结果,同时也“不仅是作为艺术家对生存内省意识的理论概括,作为进入生活内部的思想导引;而且作为历史的自我意识,那是人类生存不屈的自觉表达”。苦难因个人体验的不同而存在不同的表现形态。新时期以来,从伤痕文学对苦难的泛滥化的抒发到先锋小说的狂欢式的描写,到新写实对琐碎生活的关注,苦难成为作家关注的一个视域。福翩翩是一部充满温情的作品,然而它并不回避苦难。这种苦难首先体现在经济的窘迫上。柴旺原本是机修厂的工人,下岗买断了工龄,一次性得了三万多块钱。儿子帮朋友打架,把人打残废了,被送进了监狱,为了平事不但家中积蓄一扫而光,还借了两万多块钱。夫妻俩带着饥荒过日子备尝辛酸。而邻居刘家稳,曾在重点高中当老师,每个月有固定的收入。但由于一场车祸,使他失去了双腿,他家卖了楼房搬进平房。只靠妻子刘英教书的收入养家糊口。两个女儿上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占据了家中大半的开支。这种苦难还体现在命运的无常上。柴旺作为一个无任何身世背景的底层平民,下岗后只能凭力气干活,蹬三轮车。此后的不停调动工作并非是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最终柴旺不得不继续蹬他的三轮车。刘家稳的不幸遭遇也体现着这种人自身无法避免和克服的悲剧命运。作品也因观照人真实的生存境况,而具有了相当的思想深度。人生苦难如同生老病死一样不可避免,关键是如何积极面对,在承担中透视出人生苦难的本质,如何承担显示出一种人生态度,一种生命的意志。主人公都怀揣着希望经营着自己的苦难生活;人与人之间充满着朴实的关爱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物质的贫困带来的窘迫,庸常的日子也因此焕发了诗意的光彩,生活带有暖色。“处于弱势地位的底层无力作为独立的阶层发出自己清晰理性的声音,‘被叙述’注定是它摆脱不掉的宿命。”在对底层的书写中,人们往往都习惯用一种高高在上的视角俯视底层人物的生活,在不断地铺排苦难中展现他们生活的粗糙甚至灰色。而迟子建秉持着一颗平常心在展现底层人物辛酸的同时,以平视的角度细致地描摹了小人物生活中闪烁的温馨和希望。柴旺家的总是精心为每天出去蹬三轮车、干力气活的丈夫准备他喜欢的“两口饭”。然而这种温情并没有最终解决生活的艰辛和命运的无常带给人的无尽痛苦。迟子建没有让她的人物沦入虚幻的温暖之中,这种温暖只是在生活悲痛的大背景下彼此给予的一丝爱意。柴旺因在卖春联时意外地得到了一笔横财,于是瞒着妻子和刘家稳给刘英买了一台颈椎治疗仪,事情败落后得来的是妻子与自己的冷战。尽管最后相濡以沫的情感战胜了隔膜,柴旺家的已经原谅了柴旺,但是艰辛的生活仍然在继续。“迟子建的苦难代偿,只是改变了主人公的心理状态,让他们从心理上战胜苦痛,而苦难实际上仍然在外部世界运行着,原有的生存困境依然存在。”这与迟子建以往的创作一脉相承,亲亲土豆中亲情的洋溢没有阻止丈夫癌症的病发和死去;逝川中的乡情使得老吉喜的盆中多了几尾鱼,然而此后的孤独仍将伴随她。由此可见,迟子建并没有粉饰生活的艰辛,温情只是她对待苦难生活的一种方式,是对在痛苦中挣扎的人们的一种安慰。与其咀嚼展览苦痛,不如给人以力量,温情叙事既是作家的创作理念,也是她的一种人性关怀。二、女性视域下的温情观照在考察迟子建的温情叙事特征时,我们无法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