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猫城记》：桃园理想的传承与新变老舍的猫城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并不多见的讽刺杰作，可以与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相媲美，其批判国民劣根性和民族文化的深刻性，超越了现代文学中所有同类主题的作品。然而，很长一段时间，猫城记却并不被人重视，甚至被文学评论界遗忘。随着现代性的张扬，理论界对猫城记的分析增多，兴味变浓，猫城记的价值和地位逐步被确立。本文通过对猫城记文本主旨及叙事语言的勘探，来探秘老舍的“桃花源”理想，指出该部小说是走进老舍文学世界，探看老舍精神家园的重要小说之一。一、猫城记评价折射的文学张力猫城记写于1932年，连载于当年的现代杂志，1933年出版。小说并不吊诡，故事内容并不复杂，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主体“我”的视角，描写太空探险失事后，“我”在“猫国”的游历见闻，对传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进行了总体的批评与反思，该小说“以其内容之荒谬怪异、晦暗离奇、直刺多讽、影射说教堪称老舍作品之异数”[1]，在创作文风采取寓言体讽刺笔法探讨中国前途命运问题，表现对中国文化的隐忧与思考，有别于老舍的其他小说。猫城记发表后，便引起了评论家的关注，对其评价褒贬不一，存在较大争议。上海的王淑明认为小说“是成功的”，并认为该小说“在独特的风格里，包含着蕴藉的幽默味，给一个将近没落的社会，以极深刻的写照。”小说“企图创造一个典型的社会，于神秘的外衣里，包含着现实的核心。”[2]与之观点截然相背，北京的李长之则认为猫城记“不过是还算有兴味的化装讲演”“缺少具体故事”，甚至说它“是一篇通俗日报上的社论”。[3]前者侧重于从小说内容及现实意义角度进行评价，而后者则从写作艺术上提出了批评。由于受特定历史环境及政治意识形态规约等因素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该部小说被认定为“失败了的作品”[4]、“有错误的作品”[5]，在思想倾向性上存在“影射革命政党”[6]的错误。就连老舍自己对该作品的态度也莫衷一是，前后出入较大。在小说自序中，他说“虽然我自己还有一点点不满意”，可见老舍对自己要求严格，十分自谦，但总体上，老舍对自己的作品是持肯定的态度，又说“可是写得很不错”，“梦中倘有所见，也许还能写本‘狗城记’。”[7]1935年老舍在我怎样写〈猫城记〉一文中作了言不由衷的自我检讨，态度发生了变化，“猫城记，据我自己看，是本失败的作品”，其失败的原因大体有：与老舍前期作品相比，幽默性不够，“猫城记就没法不趴在地上，像只折了翅的鸟儿”;过多的悲愤，而“在思想上，我没有积极的主张与建议”以至于“把讽刺改为说教，越说便越腻得慌”[8]。1951年，老舍又说：“猫城记因思想有错误，不再印行。”[9]老舍先生的猫城记一直处于历史的困境之中，直到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系列中性客观的评价观点，可参见陈震文[10]、史承钧[11]、宋永毅[12]等人的文章，他们通过种种努力为老舍恢复名誉。现在学术界对猫城记的分析兴味浓烈，逐渐增多。代表性的观点有：“猫城记借用了寓言中的讽刺手法，营造了一种荒谬的审美情趣、广阔的时空、跳跃性结构。”[13]猫城记展示了“两万年文明下的‘猫人’教育。”[14]猫城记“全面地反映了他早期的文化批判观念”。[15]纵观现当代文学史，一部文学作品存在争议并不足为怪，越是经典的，越能引起大家的共鸣和兴趣。迄今为止，对猫城记的分析和评价观点诸多，呈现出新的文学张力和发展空间。分析学界对猫城记持不同意见，并且在特殊时期“蒙难”的原因，从宏观层面上来看，有两个基本切入口：即文学的内部和外部。从外部看，文学永远绕不开政治。可以这样说，政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覆盖面最大，最重要、最普通而恒久的现象，文学与政治永远无法割舍也无需隔离。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从问题文学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再到文化小说的“登临”，都恰恰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关怀，即使走向“纯文学”的先锋派的小说家的创作中，也都潜隐着政治意识。在政治理性和艺术天性的天平上，作家能够做到“游刃有余”自觉转换，并不容易。比如茅盾就常常有这样的痛苦，一方面主张小说必须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另一方面又主张真实地描写人的情感世界，这就是茅盾的“矛盾”。而老舍所处的的时代，正是最特殊的历史时代，在政治意识形态高涨的背景下猫城记受到不公的评判在所难免。从文学内部看，受幻寓性小说文体特点的规约，猫城记的文本内容和作品主旨呈现出意蕴的丰富和指向的模糊特性。猫城记是老舍先生创作的第五部长篇小说，在创作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大明湖等幽默风趣见长的小说后，尝试将讽刺写法从现实移向虚构，其审美性具有一定的弹性和张力，尤其在文本立场和作品主旨上有一定的弹力。对此类作品的理解和解读，容易出现过度解读、生搬硬套或“脸谱化”和“贴标签”的现象。对猫城记文本内容和作品主旨的探析，我认为不宜采用“隔岸观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