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文学史的史识体例与趣味.txt我不奢望什么，只希望你以后的女人一个不如一个。真怀念小时候啊，天热的时候我也可以像男人一样光膀子！陈平原：史识、体例与趣味：文学史编写断想标签：文学史●陈平原（进入专栏）一凡写史，不能不考虑“著述体例”。所谓“著述体例”，不仅仅是章节安排等技术性问题，还牵涉到史家的眼光、学养、趣味、功力，以及背后的文化立场等，不能等闲视之。1920年代，梁启超在南开、清华等校讲学，其讲稿分别整理为《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22)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商务印书馆，1930)。前书第三章“史之改造”称：“史学范围当重新规定，以收缩为扩充也。”具体说来，就是突出专题史的研究。“治专门史者，不惟须有史学的素养，更须有各该专门学的素养”，这与“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大不相同[1]32、38。在后书中，梁启超具体论述了五种专史：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以及断代的专史（1）。1930年代，罗根泽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北平：人文书店，1934)，绪言部分专论“编著的体例”，倡言在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兼揽众长，创立一种“综合体”。具体分为三步：“先依编年体的方法，分全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为若干时期”；“再依纪事本末体的方法，就各期中之文学批评，照事实的随文体而异及随文学上的各种问题而异，分为若干章”；“然后再依纪传体的方法，将各期中之随人而异的伟大批评家的批评，各设专章叙述”[2]34。粱、罗二君，都是力图将传统史学与西洋史学相嫁接，前者视野宏阔，目光如炬，后者更具可操作性——实际上，日后中国许多文学史的撰述，都是这么做的。依照罗先生的设计，实际上是以“纪传体”为中心——所谓编年体以及纪事本末体，只在设计阶段起作用。这与今日颇受非议的大小作家排座次，可谓一脉相承。梁启超注意到了晚清以降“专史”迅速崛起的意义，大力提倡文学史、美术史、宗教史等，并申明撰写专史“更须有各该专门学的素养”，这是很有见识的。但专史(专门史)与通史(普遍史)之间的缝隙与接榫，需要重新辨正。在我看来，对于“专史”的撰写者来说，“通识”的眼光与趣味，同样十分重要。这里所说的“通识”，既是体例，也是精神。其实，在某一“专史”(比如“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撰述中，还可以仿照梁启超的说法，分出若干类型——或断代，或分区，或关注作家，或注重作品。所有这些撰述，都必须面对同一个难题：如何在具体写作中，有效地协调史家的“功力”与“学问”。换句话说，经历百年风雨，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再也不是当初林传甲、黄摩西草创时候的那个状态，单靠排比繁复的史料，解决不了问题。随着资料的积累以及学术的推进，包括各种电子数据库的形成，我以为，那个广义的“通识”，将变得越来越重要。我的基本思路是：文学史确实属于“专史”，但在具体的撰述中，有无“通识”、能否在史料的精细甄别以及事件的精彩叙述中，很好地凸现史家特有的“见地”，以至“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将是至关重要的。撰写文学史，无法完全抛开具体的作家作品；否则，再精微的论辩，都成了七宝楼台。可在具体的撰述中，如何协调具体的作家作品与普泛的文体、风格、流派、思潮等，是个难题。有各种解套的办法，其中之一便是：在文学史撰述中兼容纪传、编年与通论，让这“三驾马车”相得益彰。此前，我一直顺着这个思路在思考，也有过若干尝试，得失兼具；没能取得大的进展，本不好意思吹牛。可有两个因素，促使我收拾飘散的思绪，重新加入关于“文学史写作”的对话。一是北大中文系李杨教授应某杂志之邀，对我进行学术专访时，再三追问：为何没能完成当初被寄予厚望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李教授的解释是，我的文学史观有点“另类”，不以寻找“大家”或确立“经典”为目标，而是希望“弄清小说作为一种知识的谱系”，这种方法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有一致的地方”[3]。另一个直接的刺激是，陈文新主编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的出版。在谈及这套大书的编纂主旨时，陈文新称，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写作中，“纪传体一枝独秀”；而在他看来，“与纪传体相比，编年史在展现文学历程的复杂性、多元性方面获得了极大的自由”[4]。所有这些，都促使我回首往事，重新思考18年前那一追求“注重进程，消解大家”的文学史实践。二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的“卷后语”中，我写下了这么一段话：我给自己写作中的小说史定了十六个字：“承上启下，中西合璧，注重进程，消解大家。”这路子接近鲁迅拟想中抓住主要文学现象展开论述的文学史，但更注重形式特征的演变。“消解大家”不是不考虑作家的特征和贡献，而是在文学进程中把握作家的创作，不再列专章专节论述。……鉴于目前学术界对这一段文学历史的研究尚很不充分，本卷特借助“作家小传”和“小说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