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情绪在《红楼梦》语言中的作用摘要：《红楼梦》的语言，无论是叙述性语言还是小说人物语言，无不渗透着情感情绪；《红楼梦》的语言，不仅贯注着小说人物的主观情绪，也贯注着创作主体的主观情绪。对于《红楼梦》创作主体及其小说人物的考察。最基本的着眼点应该是小说语言。也可以说，对于《红楼梦》精神的研究，其实就是对其语言情绪意义的探讨。本文对于《红楼梦》语言情绪的探讨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展开的。关键词：红楼梦；语言；情绪所谓“情绪”，抽象地说，它是主体对周围现实及对自我本身的感受、体验的总和。具体地说，它包括理性支配下的情感、情趣和超理性的意志、心境以及潜意识状态下的心理趋向。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情绪对于行为过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语言，无论就其自身的产生，还是就其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来说，无疑都是一个过程，因此，必然浸透于情绪，受制于情绪。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开始了对《红楼梦》语言情绪的考察。一、主体语言情绪(一)叙述主体语言情绪小说语言作为符号集合，作为动态的语言使用单位，其间必定充溢着使用者的主观情绪。作为创作主体的曹雪芹使用语言，在从感知世界到表现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也必定融人了他的整个身心。也就是，《红楼梦》的语言贯注着创作主体的情绪。依据创作的心理过程看，《红楼梦》的创作首先源起于创作主体曹雪芹的情感冲动，并随之形成他心中的幻象世界。为了表现这一世界，存在于创作主体深层的主观情绪必须借助一定的物态形式，使之表象化和客观化。由于创作主体的主观介入，小说语言必然呈现出双重意义特质(或者说是双重功能)：一种是从小说语言的概念职能说，创作主体必然要选择相应的语言符号，称名特定的客观对象，并按法定的结构原则组合，完成其最基本的功能任务，这就是确切地描述故事。这时，小说语言是实体符号。另一种意义是从小说语言的情感职能说，创作主体依靠语言描述故事的同时，也伴随着主观情绪的宣泄。(二)小说人物主体语言情绪分为三种情况进行讨论：一种是作品中有的人物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创作主体的代言人，因此，经由他们的语言传递了创作主体的情绪意识。开卷石头回答空空道人的长篇大论，研究《红楼梦》的学者早越过说话人“石头”，被看作是曹雪芹的意识观点而被引用了。第二回贾雨村关于“大仁”“大恶”的大段论述，也未尝不是代作者立言。金开诚说：“香菱论诗”的“表达方式虽然朴素，却更为通俗具体，实际上可以视为伟大作家曹雪芹在揭示诗中味”，这一点也不假。既然我们承认这些都是代作者立盲，那么，其中散发出来的情感情绪当然也是创作主体的了。更多地渗入了创作主体的主观情绪的应该属主人公贾宝玉的语言。作者自己对于人生的评价和态度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矛盾的情绪体验。既对人生有着依恋，幻想补天，使人生变得美好，又对人生太多失望，因为人生太黑暗，太多不幸与痛苦，于是就想逃离人世间；既对那世俗的人世厌恶，又对那即将消逝的贵族家庭依恋。这里既有着失望、幻灭，又不能说毫无追求与抗争。作者这种复杂的对人生的情绪体验，在作品中，主要是通过宝玉的人生道路的描绘来体现的。所以说作者是经由贾宝玉来传递自己的情绪意识的。贾宝玉有一句自我描绘的名言：“我只是赤条条无牵挂的!”与其说这是贾宝玉对真正的“自我”、真正的“人”的本源的思考，毋庸说是曹雪芹对人生、“人”的哲理性思考。贾宝玉还有一段令人玩味的话：女孩儿未出嫁，是一颗无价之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子；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贾宝玉的语言情绪再明显不过了：他爱的是“清净洁白”的、并不懂得“沽名钓誉”的女儿流之人；恨的是受了“浊臭逼人”的男人们的污染的死珠女人。爱与憎的情绪显现是以世俗人与自然人的类分为依据的。贾宝玉这种迫切渴求“真人”“真情”回归的情绪，难道能说不是曹雪芹的情绪反映吗?只要承认贾宝玉是作者所塑造的理想形象，那么，贾宝玉的语言情绪当然也渗透着作者的情感情绪。另一种情况是：小说人物主体语言只显示了自我情绪。以王熙凤的语言为例，其话语外在表达中明显地呈示出了她的突出自我的强烈的情绪意识，这在王熙凤的语言中比比皆是。第三回，王熙凤头次出场的第一句话，就带有强烈的自我表现的情绪：一语未了，只听后院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这是王熙凤初见黛玉时的表白。一开口就是“我”，突兀地把自我摆到了首要地位。从这句话的功能看，不仅是陈述说明事因，传达信息(不过所传达的信息量不大，属于无多大意义价值的客套语而已)，而且也透出了说话人情绪情态。如果把前一功能看成是无意义价值的次要功能的话，那么，这句话语的重要功用则只在于呈示后者了，那就是王熙凤优越感与自负情绪在特定场合中依靠具有个性的语言载体的显现。紧接着王熙凤有一段话说：天下真有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