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末日没有光顾这个世界，不断发生的灾难给人类造成的痛苦确实深重的、惨痛的。美国新闻史上曾经有过一次经典的假灾难新闻报道造成的一次大骚乱。美国听众听到了广播局关于“火星人入侵地球”的故事。由于广播剧逼真的效果，导致听众信以为真，引起了社会的骚动，在物质和精神上给美国人造成了伤害。这是新闻史上的悲剧。虽然事后人们知道这只是个广播剧，不是真正的灾难，是人们信以为真的假新闻，却在当时造成了那么大的影响力，可见媒体对灾难传播的影响力是不可估量的。灾难的定义：灾：自然发生的火灾；难：不行的遭遇。灾难产生的原因是天灾人祸，产生的结果是严重损害和痛苦。而灾难报道就是对自然灾害和人为灾祸等各种灾难事件的报道。中西方对灾难新闻的报道的定义大同小异，但,两者之间报道的侧重点，媒介性质定位，图片拍摄与报道特色都各显不同。首先，报道的具体内容侧重点不同。现阶段，中方对灾难的报道注重“救援”，而西方注重“灾”的事实本身，即在灾难发生的第一时间，中国的报道则倾向于一种正面宣传，起到安抚民心的作用；而西方灾难新闻报道侧重于客观事实的报道,换句话说,就是西方报道聚焦灾难本身，中国报道重在消解悲剧。我国新闻媒体历来把正面报道作为新闻传播内容的主流。在新华网的报道中，在雅安地震的报道中，着重提到了习近平主席的指示，并且在配上了李克强总理在专机上部署救灾的图片。中国新闻传媒长期以来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团结稳定鼓劲”的舆论导向原则，把正面报道作为新闻报道的主流。以灾难新闻为代表的负面报道一般被视为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无益于鼓舞和激励人们斗志和信心的新闻题材。从而导致了灾难现新闻的报道忽略了事件本身以追求社会教化功能。固然，意识形态化的东西非常重，在公共危机发生时，抢在第一落点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虽然这种正面宣传是为了安抚民心之用，但是未免与新闻报道倡导的纯客观公正的原则有所背离。而对于汶川地震的报道也是物以类聚，相差甚少。而西方媒体则把报道的视角、焦点投射在灾难本身，报道追求事实，信息层面的价值、灾情本身成为事本为报道的核心内容，使得人成为被动的受害者。《纽约时报》对汶川地震的报道着重报道了灾区的受灾状况，整个是以5W的模式在进行一次灾难报道，不同于新华网在整个报道过程中一以贯之的正面宣传思想。正如：其次，媒介性质定位不同。由中国与西方国家体制尽不相同，国家所坚持的做事原则也大庭相近。媒介性质定位影响着媒介的报道方式、报道内容和图片取舍。西方媒体是以为投资者占领媒介市场、获取最大利润作为其基本价值取向的。在追求经济意义的同时，媒体也将追求政治、社会、文化意义作为其价值取向的要素。从担负的功能而言，西方媒体首先是一种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制度下的私营企业，必须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来运营；另一方面它还具有社会功能，“既有文化传播、环境监视、社会调节、娱乐共享的作用，又参与社会制度的变革、社会组织的构成、社会经济的运行等方面”的功能。由此而引申出西方媒体普遍将自己的性质定位于“超党派的、大众化的、独立的社会公器。这种定位直接反映到《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活动之中。在对汶川地震的灾难新闻报道中，一方面极尽追逐信息、报道动态和分析猜测之能事，另一方面也注重对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保护和宣扬.而中国的新闻媒体一直是把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的新闻理论作为其功能定位的基础和出发点。“喉舌论”在中国一直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新闻改革的深入发展，新闻的商品性逐渐为学术界所认同。因此，在这种现实环境之中，中国新闻媒体把自己的性质定位于“党和人民的喉舌”，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并“在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的同时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在对地震的报道上，新华网一方面很节制地进行重要的动态新闻和事态发展的报道，另一方面及时报道我国家领导人就此事的表态。中国主流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代表着中国政府在世界上的形象，其反应的谨慎沉稳也是理所当然的。中国新闻媒体在报道这种重大事件时，经常要把自身摆到国家政治经济外交利益博弈的大棋局之中，这是中国新闻媒体性质的定位所决定的。再者，报道特色不同。西方传媒对灾难事件的报道往往迅速、深入、全面、准确，不仅不隐瞒负面的、悲剧性的因素，甚至充分展示灾难细节。其报道无论从频率还是篇幅上都要高于国内的媒体。另外在新闻的体裁上，西方媒体不像我们国家有严格区别，写作时会采用丰富多彩的结构。《纽约时报》对地震的报道，虽然其语言过于渲染，但报道方式尤其是结构确实很有特色。多层次，多角度的展现了这次灾难。而新华网的报道不如《纽约时报》那样全面、深入、多层次，但在重大危机发生时，给予了受众正确的舆论导向传达了当和政府的声音，从而达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灾难新闻历来受到新闻媒体的高度重视，报道灾难的新闻图片则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