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孟浩然的仕与隐情结袁行霈先生在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一文中赞誉李白是“盛唐文化最为优秀的代表”。但就是如此天才绝伦、风姿高逸的李白,却写出了“高山仰,徒此揖清芬”(李白赠孟浩然)的钦仰之语。而令李白这般欣赏的便是他的前辈诗人孟浩然。一归隐待仕的积极进取之心据旧唐书・文苑传记载:“孟浩然,隐鹿门山,以诗自适。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张九龄镇荆州,署为从事,与之唱和。不达而卒”。孟浩然的经历在唐文人中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但往纵深处探究,他的经历却也是比较典型的。孟浩然的前半生在襄阳几乎都过着隐居的生活,但是在他的隐居岁月里,儒家宣扬的入世致用思想总是困扰着他的人生追求和诗歌写作。其诗或明或隐、或正或侧地表达了对建功立业的强烈渴望。孟浩然的早年隐居是为出而隐,是在以隐居的名义下打出自己“处江湖之远”的名气,来引起“居庙堂之高”的统治者的注意,是为积极入世做准备的。这在当时的唐代俨然已成一种风气。孟浩然在诗歌里所体现出来的才情韵气,很大程度上是与体现唐朝社会整体利益的儒家入世思想,体现盛唐文化中的建功立业之志是相联系的。孟浩然在构建他美好入世理想的同时,也向往着山林隐逸的高趣。这种隐逸的高趣正是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他身上的体现。唐士大夫们一方面汲汲奔走于仕途宦海,以求在入世致用中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另一方面又希望在承担社会化使命的同时保持自身人格的独立与人生自由。道家作为儒家的对立面,相反相成地对孟浩然的人生观、文化心理结构和艺术理想、审美情趣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孟浩然与自然界的沟通与亲和,只是为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宁静与超脱,是对自我人格独立和生命高洁的自然净化。二求仕不得、欲隐不甘的矛盾无奈之情孟浩然怀着“何当遂荣擢,归及柳条新”(长安早春)的无比自信进长安求仕,并以清新俊逸的一联“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而名动京城。然而他的梦想很快在应举落第和“无劳献子虚”(王维送孟六归襄阳)的残酷现实面前破灭,并因诗作岁暮归南山中“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之句为唐玄宗所弃用。在题长安主人壁一作中,欲随自然的本心与犹未实现的理想把孟浩然夹在了左右为难的缝隙间,此时的孟浩然比他以往人生里任何一刻都艰辛和痛苦,欲求而不可得,欲放而不甘心,在仕与隐的抉择里,失望、孤寂和悲凉占据了他心情的整片天空。清朝王士祯说“孟诗有寒俭之态”,而这寒俭之态就在于孟浩然未能忘掉入世之心而心有所系,于是诗歌里便常常带有如题长安主人壁里表现出来的求仕而不得的一种愤慨和牢骚的心态。在这个时期,孟浩然开始渐渐从他天真浪漫的梦想中醒悟过来,对盛唐气象下所潜伏的矛盾和阴暗面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在留别王维中感叹“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在送丁大风进士赴举呈张九龄中喟叹“惜无金张援,十上空来归”,但孟浩然语气虽悲却仍不失气概,不若中晚唐诗人科场失意时“逢人话天命,自贱如埃尘”(姚合感时)的卑微姿态,也不流于狭隘的怨刺和讥弹,而是展现了他“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京还留别心丰诸友)的风概和节操。尽管孟浩然认识到了自身的悲剧性,但他并没有以足够的胸怀和豪情来战胜人生的悲剧性,不像李白面临求仕失望后还能发出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言壮语。孟浩然在困顿和失意里想起的还是他的“南山田”和“故园扉”,他仕与隐的冲突仅仅停留在自我的愤慨和狷介之中,而最终化为山水诗歌里的低吟哀唱,愁影悲叶。三漫游入幕时的通脱达观之情孟浩然在长安求仕失败后,在吴越一带游历借此来排遣仕途失意的苦闷,接着回乡,后又入张九龄幕府,但因思乡不久便辞幕而还家,最后因纵情宴饮,食鲜疾动而亡。林语堂先生说得好:“所有中国人在成功时都是儒家,失败时则是道家。”仕途上的失败削减了孟浩然的入世致用之心,孟浩然深感“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而他之所以“山水寻吴越”,乃是因为“风尘厌洛京”(自洛之越)的缘故。从这可看出孟浩然的百般无奈和心灰意冷之情。尽管孟浩然依然还抱有“壮图哀未立,斑白恨吾衰”的壮志难酬之理想,但此时的归隐之意则是完全占据了上风。如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耆旧,此诗表达了诗人人生心迹的转变,是诗人的思想从汲汲于世向乐于归隐田园的过渡句。诗人隐居就是不愿意丧失人格的高洁而媚俗,而在隐居之中,也还念念不忘济世之志。但这种济志已不若初前那般的激情高蹈,而显得平缓厚实了。长安求仕失败后,政治上的欲求而不可得,这种外化的不遇心态使得孟浩然常常会把内心的思想引伸向历史或大自然,寻找历史与现实、自然与人生的契合点,以此来表达自己的心绪。写于襄阳隐居时的诗跟后期漫游吴越的诗歌相比而言,前期的诗更多的是一种对山水本身的诗意或诗性的表达。而到了晚年,道家的出世观念才真正地占据上风,其诗风也就较之前期明显多了几分羁旅的哀愁和悲凉的伤感,少了些古澹悠远。如永嘉上浦馆逢张八子容,以故知相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