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公共卫生教育的演变（1898-1937）朱北辰（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010022）【摘要】为青岛奠定先进的城市卫生硬件的德日殖民者，却只用严律苛罚的卫生制度来教育华人；中国政府收回青岛之后，国人的卫生教育和防疫观念有明显进步。【关键词】青岛公共卫生宣传教育【正文】卫生教育旨在灌输和培养人民的卫生知识与健康观念，是公共卫生事业中经济而基本的工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不同于“传道授业解惑”式传统意义上的教育，现代社会里的公共卫生教育，以一定的经济基础为和文明高度为积淀，更加注重群体性与普及性。由于宣传和教育，都会运用各种讯息表达方式，传播某种观念或精神来影响社会个体的思想和行动，以期全社会发生目标改变，所以在实际的公共卫生教育中，二者互通互补，不分伯仲。1898至1937年，青岛经历了从殖民统治到国人自治，其中公共卫生宣传教育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一、德日占领时期（1898-1922）德租日据24载，青岛从山东边陲的蕞尔渔村，一跃为比肩津沪的工业港口巨埠，卫生教育事业的水平却没能与城市的步调一致。德殖民者占领市区之初，便以所谓“种族卫生”原则在居住上严行种族隔离，“路皆平坦，街衢洁净，四时无疫疠之侵”（德）海因里希·谋乐辑：《青岛全书》，青岛印书局1912年,。，德人在精心打造了一座自诩为“远东最干净的城市”青岛市档案馆编：《青岛开埠十七年：<胶澳发展备忘录>全译》，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的同时，仅仅依靠卫生章程来保持市区卫生和防疫的状态，取代本来多样化的卫生防疫宣传。全部的十三项卫生章程中，涉及到了街头巷里卫生的维护，公厕的使用和清扫，粪便与垃圾的运输、堆放、销毁和利用，肉食禽蛋的检疫和屠宰，传染病的报告与防护，墓地的发掘、使用和管理，甚至含有所谓“噪声污染”《订立禁止用有响小车章程》，（德）海因里希·谋乐辑《青岛全书》，青岛印书局1912年，。的内容，华人的运货车上不许装置能够发出声响的异物。这些章程中半数有这样的规定《卫生章程》，（德）谋乐辑《青岛全书》，第41-64页。：倘有违背此项章程者，一经查出，罚缴洋至二十五元之多；如无力缴洋，既监押至一星期之久；该犯法者若系华人，即罚缴洋或监押至一星期之久，或者笞责至二十五下之多。以上三项科罚或罚一项或兼罚二三项，均须随时酌定。德人在区划、教育和司法等领域都实行严格的华洋分治。“只对德国人罚款，但中国人则要鞭挞脊梁，而且对于中国人也有斩首的刑罚，压迫和歧视中国人完全本能地变成了习惯行为”朱淇：《论德国人对中国的藐视》，1908年12月15日《北京日报》。，笞责这种用荆条抽打肉体的野蛮刑罚，在清末的刑法改革中已被取消。胶澳总督却这样说道“以为对于那些习惯于干重活，并且能忍饥挨饿的库里来说，不受笞责而只关几天监禁且提供食物——质量虽差，但分量足够——这根本不算什么威慑手段”，所以“笞责完全符合所有非中国居民团体的法律感情”《胶澳总督府致帝国海军署》，1905年11月9日，转引（德）余凯思著、孙立新译：《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违反卫生规定的华人，赤裸裸的体罚方能让他们知道下不为例，对于贫民和苦工占绝大多数的华人来说，缴不起罚金的下场只有这种“制度的教育”。1914的日德战争，日本击败德国强占胶州湾，此后直至1922年青岛为第一次日占时期。8年中坐享其成的日本在青岛城市公共卫生领域，主要是继承和沿用德制。“日人所谓卫生者，也就是乱七八糟的讲究一套，其实德国人所设施的，他们还没有能全领略得来”谢开勋：《二十二年之胶州湾》，中华书局1920年，。，况且“军政和一”乃是这个时期青岛城市管理的显著特点，行政管理的职能与效率完全仰赖军事压力和严酷刑法，卫生防疫上的制度惩罚比起德租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二、北京政府与第一次南京政府时期（1923-1937）1922年12月10日，中国正式收回青岛。北京政府时期的青岛，城市卫生防疫观念正悄然转变，当局意识到过去单纯的检查和惩罚措施，已无助于民众觉悟的唤醒和提升，没法根本扭转“临时抱佛脚”的被动防疫状况，所以当局实施了防疫的社会宣传。1926年中国南方霍乱疫情向青岛袭来，市区共304人染疫青岛市档案馆编：《青岛数字全书》，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次年，胶澳商埠局发布了《告市民书》，布告中不光宣传了日常生活中保洁防疫的“五端”，还出现了这样的内容胶澳商埠局：《胶澳商埠行政纪要续编》，1929年4月，第296-297页。……但这都不过是一种防备外来传染的法子，若说到根本的防范，全在个人自己的思患预防，以及大众的协力维持……总之防疫是公共的事，不是个人的事，务要大众特别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