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3期No13,2006(总309期)金融研究GeneralNo1309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激励机制研究3———从防范道德风险的角度徐懿蒲勇健(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重庆400010)摘要:激励机制事关不良资产处置效率。本文在构建资产管理公司简单委托代理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了包含道德风险行为的委托代理模型,并通过两模型最优契约结果的对比分析,对资产管理公司的激励机制进行了理论探讨。分析结果认为:提高资产管理公司对不良资产处置收益的分享比例是防范道德风险行为的有效途径之一;如果激励不足,资产管理公司运作的道德风险问题就会加剧;增加资产管理公司的分享比例同时起到增强资产管理公司的努力程度和有效抑制道德风险行为的作用;为防范道德风险,采取激励政策的同时要建立约束机制,加强对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管。关键词:资产管理公司;委托代理模型;道德风险;激励机制中图分类号:F2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246(2006)03-0032-06一、引言我国资产管理公司由国家财政全额拨入资本金成立,是在一定时间内和特殊条件下受托处置不良资产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资产管理公司利用国家赋予的债转股、债务重组、拍卖、债权出售、以物抵债等手段处置不良资产,最终损失由国家承担。政府的角色是单纯的委托人,享有不良资产处置的收益权,但资产管理公司直至项目人员在具体运作中最清楚不良资产质量,拥有不良资产处置的全部成本和收益信息,实际上掌握着不良资产折扣的权力,这种不良资产集中处置模式显然是典型的不对称信息下的委托—代理问题。资产管理公司隐藏着大量的道德风险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频频爆发,研究资产管理公司的激励政策成为事关不良资产有效处置的重要课题。本文分别建立只含代理人努力程度的一元委托代理模型和包含代理人努力程度及道德风险的二元委托代理模型,并作对比分析,说明考虑了资产管理公司道德风险行为这个变量,国家对四家资产收稿日期:2005-10-21作者简介:徐懿(1973-),女,江苏人,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供职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蒲勇健(1961-),男,重庆人,博士生导师,教授,供职于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3基金项目:重庆市金融学会2004年招标课题资助项目。3132金融研究总309期管理公司应增加收益分享,以激励资产管理公司提高不良资产的处置效率,减少不良资产处置中的道德风险行为发生。二、一般的委托代理模型引入先作如下假设,记资产管理公司的正常资产处置行为为α,资产管理公司所有可能的行动集合为A,国家无法观察到资产管理公司对不良资产处置的努力程度。同时假设不良资产处置回收为π,不良资产处置回收结果π是契约中唯一可观察的变量。假设α为2一维变量,π=a+•1,•1是均值为零、方差为σ1的正态分布随机变量,包含不良资产质量、处置环境等外生因素。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要考虑最优契约,先考察委托人和代理人的风险偏好。由于国家需要处置的不良资产分布于全国各地区、各行业,国家拥有的是一个分散化的资产组合,所以可以假定委托人是风险中性的。而资产管理公司由财政注资成立,其任务是尽快处置变现所有不良资产,资产处置的收益和风险损失都由国家承担,所以代理人是严格风险规避的。假定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绝对风险规避度都为常数,那么最优合约是线性的。现在考虑线性合约。资产管理公司的收入由财政拨付的固定人员经费和处置不良资产回收额的分享金构成,令固定财政拨付为α,分享比例为β,则表达式为s(π)=α+βπ。由于分享比例具有明显的激励作用,这里直接将β可定义为激励系数。因为委托人国家是风险中性的,其期望收益为:E[π-s(π)]=-α+(1-β)a假定代理人资产管理公司的效用函数具有不变的绝对风险规避特征。ρ为资产管理公司的绝对风险规避度,ω为资产管理公司的实际货币收入。为简化起见,设资产管理2b1a公司努力的边际负效用c(a)等价于努力水平的二次方,具体为c(a)=,这里b代21表资产管理公司付出努力的成本系数,b1也即国家监督资产管理公司努力程度的成本系数,b1越大,同样的努力负效用越大。于是,资产管理公司的收入函数为:b1ω=s(π)-c(a)=α+β(a+•)-a212根据确定性等价收入概念,若u(x)=Eu(ω),ω为随机收入,u(x)为效用函数,则称x为ω的确定性等价收入。由此,对于资产管理公司,我们有①:22b1ρβσ1x=α+βa-a2-22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函数不一致,两者都是“理性经济人”,都按自身效用最大化选择行动方式。资产管理公司在资产处置中付出努力水平